"中国何至今一无变更"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前往日本谈判。在下关(马关)，与伊藤博文第二次见面。这两位分别主导了中日改革的政治家，谈及了两国的改革。
李鸿章对伊藤说："亚细亚洲，我中日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
对于李鸿章打出的同文同种友谊牌，伊藤博文却并不接茬，而是直接谈及最为关键的改革话题："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中国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鸿章惟有叹息："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
伊藤道："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
马关谈判之中，李鸿章与伊藤唇枪舌战之外，亦有交心之言。
李鸿章曾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道："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鸿章道："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伊藤博文是个性非常张扬的政治家，甚至有诗云："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一点都不掩饰。这样的个性，如果在中国特色的官场里，"恐不能服官也"还真是实话，也可算是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
"治弱国如修坏室"
甲午之后，中日两国进入了为期近十年的蜜月期。
伊藤积极为大清的改革出谋划策，当然，也顺带试图在中国建立对抗沙俄的"统一战线"。戊戌变法期间，中国政府曾计划聘请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国策顾问。
这一年9月开始，伊藤以私人身份"漫游"中国。此时因为日本国内政争，以伊藤博文为总理的日本内阁，刚刚被推翻。在驻日公使裕庚看来，伊藤的访华一方面是"系出无聊"，一方面也是"查看中华情形，有无机括可乘。"
就在伊藤博文受到光绪皇帝召见的第二天(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日本公使林权助尚未得到东京任何指令，不知所措。
根据林权助的回忆录，正在现场的伊藤表态说："那么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有伊藤支持，林权助便先斩后奏，将梁启超秘密送往日本。之后，伊藤又应英国公使的要求，亲自前往李鸿章宅邸，为已经被捕的张荫桓求情。张荫桓此人虽由李一手栽培，但后来自以为圣眷优厚，对李颇有切割之意。李明确表示，如无伊藤的情面，他将不会对张施以援手，险成"戊戌七君子"的张最后被改判发配新疆。
9月24日，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
酒宴上，两人谈及刚刚发生的政变，伊藤告诉李鸿章，中国的改革如同修缮破房子，而"三五喜事之徒"，却拿着"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结果当然就会压垮这房子。
"三五喜事之徒"的考语，代表了相当大一群旁观了这次维新变法运动的外国人的普遍观感。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认为，"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团队"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9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3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
伊藤离京后，先后到武汉和南京拜访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全面掌握中国实力派政治人物的倾向。
伊藤到武昌，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隆重接待，重新装饰了黄鹤楼，馆宇内外陈设装饰，及一切饮馔之类，务极华美，不限费用。伊藤在武昌访问仅仅只有两天，当地的接待费用高达白银7.6万两(至少约合1520万元人民币)，伊藤临行叹曰："金钱可惜！"
他返回日本后，于12月10日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说，主题为《远东的形势与日本的财政》，在谈到中国之行时，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几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地去彻底改革才可。"
伊藤的这段讲话，继续明确地阐述了他对中国改革的两个论点：一是中国改革必须要有"非常英迈"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作保障；二是中国改革绝对不可以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