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底，由于留美学生的被撤回，容闳的副公使职务任期已满，他回到北京述职。在北京期间，他写了一份关于鸦片问题的材料给政府，但也一直都没人去执行。
容闳
容闳曾立下志愿，"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但从来没有施展的机会，这时他把希望投向了太平天国。
1860年12月23日，是容闳来到"天京"的第36天，他又一次走进位于城南金沙井街的干王府邸。不过这一次，他是去向那位早年的朋友--洪仁玕告别的。
见到洪仁玕后，容闳将此前他派人送来的，刻有自己名字的官印及天国"义"字四等爵的委任书退还给他，谢绝了朋友邀他在天国"共举大业"的美意。虽然如此，容闳还是非常感激洪仁玕对自己的器重，并表示，太平军如果决定实行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所谈的计划或是任何其中的一项，那时若还需要他的帮助，自己将依然愿意效劳。
洪仁玕看到容闳去意已决，便不再强求。他答应给朋友一些特殊照顾，发给容闳一张护照，以便他能在太平军所辖的区域内，无论办事或旅行都能平安通行。
第二天早上，容闳拿到了一本黄绸包裹的护照，干王还为他们提供了食用及一切方便条件，护送容闳一行离开南京去往丹阳，他们将在那里乘船返回上海。
干王为容闳等人准备的车马，为他们的回程之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很快南京城的轮廓，便在容闳的视线里渐渐模糊了，而与此同时，消逝的还有那个他曾在心中寄托过希望的"天国"幻想。
天国之行
事情追溯到几个月前，两名外国传教士准备去南京访问太平军，并邀请容闳一同前往。
那时，容闳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已经六年，却并不得志。记得刚回到国内时，他曾自豪地向着母亲说，自己得了学士学位，就相当于中国的秀才，"毕业于耶鲁大学即使对于美国人也是一件极为光荣的事，何况是中国人"。容闳心想，凭着所受的大学教育，"是非常可能成为人中的领袖的"。然而，当日的中国，几乎没人了解留美学生是怎么回事，回国后单是为了谋生，他就开始经历着不少的波折。他首先在广州做美国公使的秘书，以期能接触到中国政府的官员，进而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发现事实远非如此，便放弃了这个职位。后来他又辗转香港、上海，三番五次地更换职位，他想试试自己究竟能做什么。对于那些年的作为，容闳后来评价说："也许我这个人太富于幻想，不切实际，或是太高傲难以发迹。"
1860年秋，容闳同意了两位传教士的邀请，随他们前往南京。一直以来，容闳都有自己的理想。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里，中国可悲的情况，常令他心情沉重，容闳曾立下志愿，"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但从来没有施展的机会，这时他把希望投向了太平天国。
这不仅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早已令他感到失望。他刚刚回到国内时，就曾遇到叶名琛在广州血腥镇压群众，"斩首七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是无辜的。……血流遍地，街道两旁，无首的尸身堆积如山"。这悲惨的一幕，使他感到，"太平天国叛军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推翻清王朝，我完全同情他们，并且确实想去参加太平军的行列。"(容闳《西学东渐记》)
同时，因为太平天国宣扬上帝的缘故，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认为通过太平军的媒介，中国可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清王朝将被消灭，继之而起的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时中国将被引进基督教国家的范围之内。
尤其是，1859年天王任命洪仁玕为干王，是天国重整后的二号人物，人们对这位接触过正宗的基督教，并且濡染了大量西方知识的干王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够"纠正天王的谬误"。
洪仁玕主持朝政之初，便为天国设计了一套新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干王提出发展工商农矿等各种生产事业；建设近代交通：制造火车、轮船和各种交通器械；开矿山、兴水利、办银行、办保险、设邮局、立报馆；奖励私人发明，保护个人专利，准许民间投资等。所有这些，都令人想到了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国家。这些主张，与深受美国制度影响，并欲以改造中国的容闳是何其合拍。
于是，1860年11月6日，容闳他们从上海乘坐一艘称作"无锡快"的快艇出发，那天正赶上东北风，风力强劲，一路顺风而下。容闳说："我此行的目的，是要去观察一下太平军是什么性质，看看他们能否建立一个新政府，取代满洲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