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在9·18事变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提出应与苏联发展外交关系，"联络外交是常态，断交是变态。""我们处于两个强国之间，在平常的情况下都不应该两个都得罪。那么我们在过去的这一年中，一面与一个强邻处于生死对抗中，一面又于第二个强邻彼此不通音信，这是违反了外交的ABC。"蒋廷黻的言论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召见蒋廷黻，通过交谈为蒋介石所赏识。1934年6月蒋廷黻赴欧考察，蒋介石要他"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苏联"，"探讨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
1934年夏，蒋廷黻赴欧洲考察。在莫斯科停留了三个星期专门研究苏联外交，并同苏联高级官员进行交谈。在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可夫会晤中蒋说："当我们中国人认为苏联绝不会放弃其既定计划，所以我们中国也希望苏联政府能同意中国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其政治经济组织。"斯托莫尼亚可夫说；"苏联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一旦苏联要与中国建立进一步关系的话，那个中国也是蒋介石统治的中国。"蒋廷黻报告蒋介石："目前虽不必订特殊条约或作形式友好表示，然即利害相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亟宜树立，如此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新疆问题可免复杂化。"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苏联援助中共，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表现出亲苏，也令蒋担心，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蒋介石对苏联态度开始转变。蒋介石复电嘉许，并让孔祥熙密告苏联驻华公使鲍格莫洛夫："蒋廷黻与中正有密切关系，极为信赖，嘱咐转达俄当局可与蒋公开谈判。"自此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关系开始升温。
9·18事变中蒋介石一直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主要是美英，但现实击碎了蒋的美梦，美英只是在口头上对日加以谴责。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公使郭泰祺同苏联驻伦敦全权代表И.M.,梅斯基举行会谈。郭泰祺向梅斯基表示，"中国形势带有危急性质。三年多来，中国是靠自己的力量'击退'了日本，中国指望西方援助的愿望落空了。""同盟国的援助只停留在虔诚的决议上，不能阻挡日本军队的侵占满洲……就在前不久每个人就在经济领域给中国以不同寻常的打击。由于约在一年前通过的'白银法'，美国人抓紧收购白银。因此中国流入到美国的白银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不列颠政府并不比美国强……三个月前西蒙(英国外交官)同我会谈声称，大不列颠政府对维护中国的完整和独立特别关心，但是西蒙没有动一个手指头帮助中国对付困难。总之，中国的心情是这样的，就是对西方不再抱有幻想。"
日俄战争使苏联和日本结为百年世仇，苏联在远东必须提防日本，中国和苏联有着共同的敌人。这是蒋介石将对外获取援助的目标从西方转到苏联的根本原因。为了进一步沟通中苏关系，蒋介石派曾担任参谋、侍从八年的亲信邓文仪担任驻苏联武官。邓于1935年春到达莫斯科后在苏联帮助下进入新疆考察。邓文仪从苏联回国后向蒋介石汇报苏联有积极援助中国的意向，蒋于是便让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向苏联大使提出："如果中国被迫武装抗日，考虑到海路难以获得军需物资，能否从新疆得到军需品？"
1935年10月苏联驻华公使鲍格莫洛夫同蒋介石会谈时，说明苏联要与中国改善中苏关系，缔结商务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向。蒋介石答复"完全同意改善中苏关系，因为两国面对同一个根源"，并且表示"不仅其本人连其政府其他人员也不相信苏联对新疆有领土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