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利用日本扩张，削弱英国、俄国等列强在东亚的影响力。
进入19世纪，美国的亚洲政策建立在使用武力和与其他大国合作这两个原则基础上，但随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东亚的崛起，美国一改所奉行的东亚政策，转而采取亲日政策，试图通过美日合作削弱英俄等国在东亚的影响力。美国的东亚政策"看好的是日本的未来，而不是中国或朝鲜的前途"。因此，当中日围绕朝鲜问题的矛盾升级以后，美国一再拒绝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
1891年俄国宣布开始兴建从莫斯科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铁路,美国、英国这些试图扩大在华势力的国家如坐针毡。时任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向麦金莱总统汇报时警告"俄国对美国的亚洲利益的威胁日甚一日"。美国对日政策是遏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支持日本战胜中国后再从俄国那里获取利益。其要义在于把日本改造为美国在亚洲的打手，同时又是美国阻挡亚洲强国力量进入东太平洋的"防波堤"。另外，据苏联学者研究，19世纪90年代，美国在中国满洲市场上就已经取得统治地位,在主要商品输入方面将其他竞争者抛在后面。例如1891-1892年，美国输入满洲的主要纺织品品种就比英国多9倍，美国输入满洲的煤油比俄国多1.5倍。因此，为抵制俄国势力在中国东北的扩张，美国国务卿在调停中日甲午战争过程中就曾劝说清政府放弃亲俄的外交政策，提醒清政府俄国是中国的主要威胁，建议中国实行亲日政策，指出："清国暗中委托欧洲诸国、尤其俄国，使其对日清间之谈判进行干涉，借以削减日本之要求。依据本官之浅见，俄国并非得以作为清国之友邦而向之求教之国家。清国可惧怕之国家，并非日本而是俄国"。同时，美国国务卿也一再建议日本警惕俄国的野心，不要与俄国进行交易，指出："如日本与俄国达成协议，虽当前无何危害，但俄国野心甚大，令人难以相信"。
再次，期冀假手日本，彻底废除中朝宗藩关系，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
美国始终认为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阻碍了美国向东亚的扩张。1882年，美方代表薛斐尔与李鸿章商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时，拒绝将有关中朝宗藩关系内容写入条约。1883年，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杨约翰与李鸿章会谈时，也反对中国继续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截至1886年，朝鲜先后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签订条约，欧洲列强都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由他们驻北京的外交代表同时负责朝鲜事务。而美国出于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反感，选派的驻朝公使与驻华公使同级。总之，在判断是朝鲜独立还是保留中国宗主权两者之间哪一种情况最符合美国利益问题上，当时的美国政府诚如丹涅特在《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显然倾向朝鲜独立，认为:"在中国庇荫下的朝鲜，料定会拒阻而不会鼓励对外贸易和内政改革"。甲午战争爆发后，恭亲王曾请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调解停战，田贝公开对清政府维持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表达强烈不满，认为这是中日爆发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要求把清政府书面同意承认朝鲜完全独立作为他同意调停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