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提出后，党内曾产生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顾虑。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负责人开会，强调"双百"方针的重要性。他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要求全面评价胡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再次体现了毛泽东在执政条件下对待前人的胸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青年时代尊崇的梁氏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强调要敢想敢说敢做。他说，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并举出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包括孔子、耶稣、释迦牟尼、孙中山、马克思、章太炎、康有为等等。由此，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还说：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对于年轻有为、富有活力的人物，毛泽东总是十分欣赏，但将孔、耶、释、孙、马、章、康、梁相提并论，且单讲梁启超年轻时"所向披靡"，着实有些不寻常，充满了对青年时代的怀念之情。不足一月后，1958年4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再次详述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办报艰辛与文章风格，盛赞梁氏"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其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
毛泽东读谈梁启超，从学习、模仿，到质疑、反思，再到批判、扬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历程，也体现出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一切思想文化方面所秉持的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精神。〔作者毛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