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叟牌词》第二十九首的"评"中，谭人凤评论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作用不同，其结果亦遂难以道里计。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宋教仁）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吾昔日因袁世凯目黄、宋为英雄，曾有言曰：'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盖有慨而言之也。"
最后的冲刺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在英国及日本式的"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制度不被接受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只剩下两种可供选择的共和路径，其一是已经基本上成熟完善的美国式总统共和制，或者说是总统及议会共和制，简称总统制；其二是一直处于动荡变化之中的法国式议会共和制，或者说是议会政党的内阁共和制，简称内阁制。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文，是同盟会内部主张总统制的代表人物，宋教仁是同盟会内部主张内阁制的代表人物。
在宋教仁的极力推动和组织下，来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的代表，在北京安庆会馆召开国民党筹备大会，会议决定设立筹备事务所具体负责相关各党的合并办法，同时推举同盟会的宋教仁、统一共和党的张耀曾、国民公党的张南生，负责起草《国民党宣言》。宋教仁因此成了国民党的第一位组织者和缔造者。
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公推张继为临时主席。9月3日，黄兴、宋教仁等人共同推举孙文为理事长，孙文又请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与孙文、黄兴缺乏现代议会政党的经营操作能力不同，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把国民党经营得有声有色。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未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参、众两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