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了不起的是，他对有"政治思想问题"的下属的宽恕。他的一个护兵，暗中参加了革命党，某日收到革命党领袖黄兴的一封密信。黎元洪无意看到这封隐语颇多的信后，已经猜出大概，但却并未深究，反倒让该兵赶紧"养病"去也。还一次，他撞见一个擅自剪去发辫的学兵，他非但没发怒，反倒极出众人意料地说了句："去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掉这让人笑话的猪尾巴，你这是领导了文化上的风头啊！")一句话，在场所有人的惊恐涣然冰释。更有甚者，他索性对官兵们说过很不"讲政治"的话："剪发自便"。按说，暗中勾结"乱党"与妄自剪掉清朝标志的辫子，这可不是有违军纪的大过，不是关几天禁闭、挨几十军棍就能了结的小毛病，而是罪在不赦、难逃杀身之祸啊！但谁也想不到，天大的"反动行为"，到了协统大人这儿，却是波澜不惊，烟消云散。
是啊，正是这个人在政治的开明和对属下的宽厚，才使他在湖北军政界博得了极好的口碑，不然，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革命党与立宪派哪会一下子想到了黎协统？
关于黎元洪被迫参加起义一事，长期的说法很有传奇性，说他是被起义士兵从别人家的床底下拿枪逼出来的，故有"床下都督"之谓。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就有黎氏与亲历者都写过，当时他确实避居部下室内，但却并未尴尬到趴在床下躲藏起义士兵的搜寻，从军几十年的明智的将领，知道既被乱兵包围，便无处可匿，况且中式雕花大床，哪里能爬进人去？
黎元洪的确不是主动投入革命大潮中的。上面提到的那本"文革"读物中的记述，并非全部谬传。他毕竟不是革命党，毕竟是在君权体制下的军营中成长起来的清朝的武将。革命骤然发生后，他惶恐过，抵触过，也真的亲手杀死过一位革命党士兵。也正因为一时冲动杀了这名报信的士兵，才使他感到了恐慌。在漆黑一团且枪声四起的深夜里，在风声鹤唳且军心躁动的兵营中，他深感已经失去了对部队的掌握，而且随时会被复仇的革命士兵所伤害。于是，他便在执事官王观澜和参谋刘文吉及护兵们的簇拥下，躲到了刘文吉家中，直到第二天上午被起义军总指挥部派来的一队士兵强行请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