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张謇仍认为袁世凯是不可多得之才，支撑朝鲜政局非袁莫属。1884年，张謇致袁子九（即袁保龄）的信函中这样说道："慰亭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而时时难以世故客气之习，故举动辄不胜有识之求，而其材，固公家谢幼度也，方戍乱国，幸属慎之。"在这里张謇一方面对袁世凯身上的世故习气颇为担忧和不屑，又把他比作东晋名将谢玄，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袁世凯这个青年官员的推崇之意。可以想见，袁世凯是在张謇的一手保荐和栽培下成长起来的，张謇爱其才，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不愿看到袁世凯在仕途上走偏方向。
对于袁世凯在朝鲜的生命历程，着名历史学家郭廷以曾用这样一句话概括："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是爱国志士之行。"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之后，张謇弃官从商，创办工业，走"实业救国"的道路，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也成为立宪派的精英骨干，武昌起义后积极推动南北议和；而袁世凯力行新政、编练新军，仕途顺达，数年之后就登上政坛制高点。到后来新政立宪的呼声越来越高时，由于二人政见相仿，也因为张謇一直对袁世凯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成为中国新政事业中的大久保利通（明治重臣，日本"维新三杰"之一），二人又重新走在了一起。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后，张謇其实一直站在袁世凯的政治联盟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