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亦可见中共后来的"一边倒"是国内外局势演变的结果，并非中共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红书41、我书195)
李敦白忆述中还提到这样的细节：当时美军在延安设有联络处，担任华盛顿与延安之间的联络任务。每逢周五晚，美军联络处即与中共高层分享美国电影。李敦白注意到，中国人非常喜欢那些美国电影，即使是最高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以及边区的军事将领王维舟、王世泰等，只要有空便来看电影。"他们对银幕上的美国充满了好奇和羡慕，我可以感觉到，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富庶的国家，与官方论调完全相反;而对苏联，这个理应看齐的对象，倒似乎没什么兴趣。"(红书51)在后来与毛泽东的交往中，李敦白进一步体察到毛对美国非常有兴趣。毛不仅愿意跟李敦白谈美国的情况，甚至喜欢翻阅美国的流行杂志，看看里面的照片。(我书290-291)在当冷战的气氛越来越浓，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李敦白仍感到中共官方虽然猛批"美帝国主义"，而美国人在中国还是相当受欢迎。李敦白记起上大学时，美共书记和他聊天时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美国或英国的共产党员有一天到印度、中国去，印度和中国的共产党员永远不会相信他，因为他们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时间太长，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来的人，他们都不会相信。李敦白晚年回忆时，认为自己的经历已证明这不是事实。然而，他两次冤狱的罪名均是"美国间谍"、"美国特务"，又似乎证明美共书记的话不无道理。
李敦白晚年也承认，若不是美国人，他在反右至"文革"初期的政治运动中也许不会那么"左"，那么激进。因为他是美籍中共党员，为了获得中共党组织的信任和好感，不断提醒自己，要"比红更红"。"身为美国人，我觉得有责任不让美国人成为中国革命中的污点"。尤其是坐过六年监狱出来后，"我害怕再犯错误"，"我做的每件事都带有着强烈的动机，就是证明自己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我私底下盘算，如果我能'红'得彻底，就能避免在将来再次遭到怀疑和攻击。""我害怕组织对我的猜忌永远不会终止。""我也想要归属感，我想被接受的欲望并未因监禁一事而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红书122)为了避免再犯错误，只有"紧跟形势，紧跟毛主席"，"紧跟的结果，当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远。"(我书93-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