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纺织业重镇的上海，在抵制运动开始的前几个月，一些华资工厂曾经因为原料短缺而陷入严重的困境。1932年2月的《申报》报道，全市113家丝厂只有 20家仍在开工，针织企业有1/3被迫关闭。从日本纺织工厂主动离职或被辞退的数万工人成了危险的失业群体。但是不久，情况得到了控制，日本工厂失去的市 场份额被华资企业抢走。
在天津，一个叫赵子贞的企业家创办了东亚毛纺织有限公司，生产羊毛制成的布料。当时市场上最畅销的同类产品正是日本货，赵子贞给产品起的商标是"抵羊"， 也就是"抵制洋货"或"抵制东洋货"的谐音，商标的图形是山海关、长城和两只争斗的公羊，一看就知是中国人制造的布料。在上海，还有一家章华毛纺厂索性将 自己出品的毛织品起名为"九一八"牌。
在四川，卢作孚是救国会重庆分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在民生公司轮船的卧铺床单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都印上了"梦寐毋忘国家大难"的字样，以此激励国人的爱国 之心。另外，他还特地制定了一套针对日资轮船的服务标准："招待乘客和蔼周到的精神要超过日船；保护客货的办法要超过日船；保护船身，节省费用的精神要超 过日船；清洁整饬调理秩序的精神要超过日船；对于乘客要随时提起抗日救国的精神"。靠这样的精神和服务质量，民生公司的轮船大受欢迎，许多人宁愿多等几日 也不愿搭乘日本轮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