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8日和次年1月1日，中央在长征途中，相继召开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会议决定放弃此前转战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原案，改为进军贵州，争取在川、黔边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正是根据这一决议，中央红军过湘江后，先沿湘黔桂边境进军，然后突然折而向西北，强渡乌江，直插遵义。
1934年1月15日，鉴于战略形势变化，中央举行遵义会议，决定再度调整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在遵义会议上，熟悉四川情况的刘伯承、聂荣臻等人提出：贵州人烟稀少、物产困难、少数民族多，且"毫无工作基础";而四川一则有红四方面军接应，二则人烟稠密、"是西南首富";三则交通不便、当地军阀有排外思想、蒋军难以向四川调兵;四则四川人民痛恨军阀横暴、有革命基础。有鉴于此，他们力主放弃原定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方针，改为"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刘伯承、聂荣臻等人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等多数人赞同。遵义会议为中央红军确立的新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进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争取四川赤化"。
中央红军要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就必须由川、黔边强渡长江入川。土城战役恰恰关系到中央红军能否成功渡江入川，因而战役胜败就具有了事关全局的战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