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熟知到无知
就在"中国通"体系逐渐成熟的同时，中国社会以及政治军事的变革，却逐渐使日军"中国通"走入了死胡同。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日军发现，过去对中国政治形势洞若观火的"中国通"们似乎失去了对局势的把握和嗅觉。无论是在是否支持北伐，还是在是否支持张作霖等问题上，日军"中国通"除了分为不同派系，彼此抹黑拆台外，拿不出能够对形势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中国通"派阀过分入戏外，主要是因为新一代"中国通"缺乏青木等人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全方面接触。
例如著名的"中国通"兄弟松井石根和松井七夫就曾经多次自行为段祺瑞重建皖系筹款，与国民党交往甚多的"中国通"佐佐木到一，在日本国内各地鼓吹孙中山，言必称"孙先生"，为此在课堂上与大川周明发生争吵。但是，无论是松井兄弟还是佐佐木到一，对中国革命中民众的力量，始终不愿正视，将觉醒的中国民众污蔑为"暴徒"。应该说，作为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资深"中国通"，佐佐木到一和松井石根成为南京大屠杀的罪魁，妄图依靠屠杀吓倒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证明了抗战爆发前日军的"中国通"培养完全失败。
另一批所谓"新一代中国通"则陷入了更大的误区。从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到策划九一八事变，日本的新旧"中国通"围绕是否支援奉系军阀，进行了长时间的争斗。河本大作等自封的所谓"新一代中国通"，缺乏对中国的全方位了解，也没有老一代如青木和坂西那样的大战略眼光，而是将中国作为他们个人功成名就的舞台。
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较为复杂的。首先是日本国内军事教育出现偏差。陆军大学等单位制定了大批针对中国的"谍报计划"，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例如日军在上海先后进行了1932年七丫口登陆和1937年的金山卫登陆，这两次登陆前，日军都通过情报人员获取了中国方面的海防布防情况和相关水域水文情报。抗战期间，日军"桐工作"等策反行动，几乎全部脱胎于这个时期陆大的研究。但是，由于在研究中缺乏对辛亥革命，尤其是北伐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政治人物的准确认识，不了解中国社会和民众的情况，日军完全陷入了"对华一击论"的误区。因此即便九一八事变侥幸取胜，在随后的一?二八事变，以及抗战后的行动中，日军"中国通"的谍报活动并没有使得中国政治体系完全崩溃。此外，过度强调战术级情报的收集，使得"中国通"乃至整个日本情报体系对于大战略问题重视不够。
同时，"中国通"派阀的封闭性也使得"新一代中国通"必须以反体系的方式，才能获得功成名就的机会。抗战时期日军的"中国通"，出身青木和坂西两个公馆的占绝大多数，其中矶谷廉介是青木宣纯的女婿，冈村和土肥原都不掩饰自己与坂西的师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从陆大毕业，却不能进入坂西和青木体系的"中国通"，大多认为必须首先打破老一辈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一些"新一代中国通"仍然在使用过去裙带或师生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派阀，例如河本大作就对妹夫多田骏多有提携。另外，派阀森严实际上也影响了抗战时期日军情报机关的扩张。国内的各种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以机关长命名的"XX机关"。对日军而言，真正敢于以机关长之名命名的，仅有依托青木公馆和坂西公馆的青木坂西机关，土肥原机关虽然一度存在，但很快就被改为"分离工作机关"，各地的情报机关在正规文件中，基本以所在地或者任务代号命名。前者的例子如奉天机关、天津机关，后者如桐机关、兰机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