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代表团在德国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并同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了包括军火在内的价值100 万马克的意向性合作及贸易合同，这是南京政府第一次从德国订购大批军火。
当年11 月，一个德国顾问团终于组成并启程赴华。这段时间，来华服务的德国人均以私人身份直接受聘于蒋介石，顾问团并没有得到德国政府和军方的承认。按照《凡尔赛和约》有关规定，任何德国公民即使以私人身份充当别国军事顾问都是非法的，因此德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异常小心谨慎。但不管怎么说，南京政府与德国方面的军事经济合作由此开始。
鲍尔理所当然地成为在华德国顾问团的第一任团长，在军事方面，他除提交了一些建议、初步组建起一支教导队外，主要任务是协助蒋介石打内战。1929 年5 月，鲍尔因在内战前线染上天花去世。此后，先后又有佛采尔、汉斯·冯·塞克特、法尔肯豪森等担任顾问团团长。顾问团在华期间，除协助蒋介石进行内战和"围剿"红军之外，也参与了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军事部署与指挥工作，如1932 年初上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3 年初热河的长城抗战。
蒋介石对顾问团倍加推崇和信赖，有些团长甚至被委以极大的权力，他曾规定当他本人不在时塞克特具有代表他发布命令的全权。塞克特还设计了从上海到南京间的江南国防工事，这条被称为"东方兴登堡防线"的工事是中国抗日国防的一项重要工程。
随着德国顾问在华工作的展开，南京国民政府从德国购买军火物资、引进军工设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这个过程以1934 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双方的交易基本采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南京政府购买的军火以枪械等轻武器和弹药为主，多用于内战，只是为装备德式"示范军"订购了少量重型武器。由于中方外汇储备有限，军火贸易的规模受到相当限制。后一阶段，双方改为实行易货贸易，这使得中国得以向德国订购大批军火，以弥补国内兵工生产的严重不足。
1934 年8 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与塞克特的好友、德国商人汉斯·克兰秘密签订《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根据该合同条款，中国可先行向德国订购军火物资及军工设备，然后再以农矿产品偿还。由于有了这种易货贸易合同，中方采购额迅速扩大。至1935 年底，南京政府在德国订购的军火物资总价值已超过1 亿马克。从订货的种类来看，防空炮、野战炮、坦克车等数量明显增加，这些武器显然为对日作战所需。
同时，为启动塞克特提出的发展中国国防工业的计划和满足对德出口矿产品的需要，中国也增加了工业设备的进口。
1936 年4 月，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这个合同实际是将先前南京政府与克兰签订的合同升级为两国政府间的合同，同时由德国政府向中国南京政府提供1 亿马克的货物信用借款。对国民政府来说，政府间的新合同无疑比同私人签订的老合同更有利，特别是从加强国防的角度来看；但对德国政府来说，这只是一笔生意而不牵涉政治立场。当时，纳粹德国正在加速重整军备，其陆军需要在中国检验其新式武器，国防经济部门需要获取并贮藏中国的战略矿产原料，工业巨头及军火商人需要向中国推销其产品并扩大销售，这几方面形成了推进对华贸易的主要力量，并促使纳粹政府从后台走到前台。
1936 年和1937 年是中方购买德国军火的高潮。中国从德国订购的海陆空军装备及军火物资种类繁多，大到飞机潜艇，小到手枪子弹，几乎无所不包。据有关报告，自1934 年8 月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中方对德订货(包括军火和军工设备)总值为3.89亿马克，已实施的长期订单为1.4 亿马克。截至1937 年10 月，由德国运抵中国的军火物资为5000万马克。随后在11 月，应中方紧急订货，德方从其国防军装备中抽调了5300 万马克军火物资启运来华。12 月，德方又启运了两批包括十几架俯冲轰炸机在内的共值4400 万马克的军火物资来华。
如此看来，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初阶段，至少有1.44 亿马克(按当时汇率约合5816 万美元)的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这对加强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无疑起到很大作用。
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军事顾问们是忠于职守的，但德国顾问团经10 年努力取得的大部分成果却在几个月之内就丧失了。
德国在中日之间的摇摆
1937 年7 月7 日， 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国际社会对中日战争的爆发表现出了各不相同的态度，其中最为尴尬的则是夹在中日之间的德国。一方面，当时中德关系正趋高潮，中国政府特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刚刚结束在德国访问，得到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关于维护德中合作与友谊的亲口承诺。两国经贸合作轰轰烈烈，德国军事顾问正在马不停蹄地帮助中国训练国防军；另一方面，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政治上的联盟关系已奠定基础，德日外交往来亦热闹非凡。
数月以前，德国与日本签订"反共协定"之时，是指望日本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军事强国，能够在德国未来世界战略中助一臂之力，拖住苏联与美国，因为"要想使欧洲日耳曼化这个宏大计划变成现实，必须搬走这两个巨大的障碍"。
现在日本对华开战，与德国的希望南辕北辙，一旦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日本也就失去了作为德国战略盟友的意义。另一方面，日本现在侵略的是一个正在供给德国战略资源的国家，中国如战败，不仅德国要失去一重要市场及在华经济利益，而且也将失去一"反苏朋友"。因此德方在内心中是对日本侵华很不满意的，只不过为了"盟友"面子，只能宣称"中立"罢了，但暗中依然同情中国，采取了一些不利于日本的实际援华措施。
当时在德国内部，"亲日派"与"亲华派"仍在对华外交态度上分歧很大，即便是以戈林、戈培尔、里宾特洛甫为代表的纳粹党"亲日派"分子，虽然主张"联日"，但他们也不赞成日本将力量消耗在中国战场上，从而不利于纳粹党的全球战略。于是，他们也不明确支持日本。由戈培尔控制的德国宣传机器虽然在报道中日战争时偏重于选择来自日本的报道，但也不进行正面评论，保持了一种含蓄的有保留的态度。
日本政府对德国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表明日方坚决反对德国介入中日冲突。7 月28 日，日本驻德大使东乡茂德拜访德国外交部，对德方不承认日本侵华是反共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并谓德国此种表态已使德日联盟蒙羞，太不够朋友。而德国外交部则冷淡地表示：德方对中日冲突无能为力，中日战争只能有利于共产党。
8 月10 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受本国政府之命从美国起程再次赴欧活动，争取抗战外援。这次在柏林的会见虽然都是由德方"亲华派"经济、国防、外交三部的负责人出面，但由于中日战争，德方态度就冷淡得多，除此次招待外，别无应酬。随后的几次拜访，均无果而终。见在德活动无望，孔祥熙于8 月13 日晚离开柏林，结束了他无效的第二次访德之旅。
在日本的压力下，德方暗中同情中国的立场正在悄然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