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到二一九团时，正遇日寇向三营阵地再次冲击。日军几次突击我军的阵地，他们把汽车围上钢板当"装甲车"，边打机枪边冲锋，步兵跟在"装甲车"后一窝蜂似的往前涌。营长金振中立即下令用穿甲弹射击敌"装甲车"，一阵阵排枪向敌人"装甲车"打去，子弹飞离枪口的声音和命中敌"装甲车"的声音几乎连在一起，乒乒乓乓地在三营阵地上响成一片，把敌"装甲车"穿了许多窟窿，打得敌"装甲车"掉头就跑。跟在车后的敌步兵抱头鼠窜，狼狈不堪。
"司号员，吹冲锋号！"营长金振中适时向部队下达了全线出击的命令。
一阵冲锋，又打死打伤敌人好几十个，并击毙了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日军连许多尸首都没顾得上拖走，就灰溜溜地逃窜了。
7月9日，惨败的日军又以飞机大炮猛攻宛平城，我二一九团指战员浴血奋战，不仅保住了宛平城，而且夺回了已被日军占据的龙王庙等地。日军连遭惨败，吓得日军指挥官田代中将在八宝山切腹自杀。这时，日军不得不扯起白旗谈判，以待援兵。旅长何基沣毅然受命前往与日军谈判。他严词驳斥了日方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宛平城的蛮横要求，并愤怒地指出："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容外国人践踏！"
(五)砍汉奸的脑袋示众
日军代表恼羞成怒，拔刀直逼何基沣。何基沣在二十九军是以"粗暴"闻名的，他毫无惧色，拔枪迎了上去。倒是鬼子悻悻地先放下了军刀。这样打打谈谈，在卢沟桥附近双方拉了十几天锯。十几天之后，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开到卢沟桥，战场形势突然起了大变化。
这时，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急需接济给养、弹药和增援。我们早听说蒋介石派了嫡系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开到河北增援，卢沟桥的守军日夜盼望援军快到，可是一等不到，二等不来，孙连仲到了河北的涿县，距离北平只有几十公里，就按兵不动了。就在我们二十九军打得十分惨烈的关键时刻，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不但不增援二十九军，反而掉头南逃，一直退到黄河南岸，说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要踞守黄河天险。于是，二十九军便成了单独在华北奋战的孤军，被迫在北平和日军进行了最后的战斗。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就是在这次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恶劣作战条件下为国捐躯的。
卢沟桥事变，我们二十九军牺牲数千将士。宋哲元在日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不得不撤出北平。
1937年9月29日，我随何基沣转战撤退到河北省泊镇附近。这时一一〇旅改编为一七九师，何基沣任师长，我在该师手枪连当班长。这天午饭后，敌机又来轰炸，我们当场抓住两个给敌机指示目标的汉奸。
"怪不得这几天敌机跟着我们轰炸，原来是这两个汉奸天天指示目标给敌机！"
"这两个家伙该剐！"战士们摩拳擦掌、议论纷纷。
何基沣大步走过来命令道："王世江！你把这两个汉奸带到泊镇车站砍头示众！"
这时，已经离泊镇不远了，我带上几个弟兄把这两个汉奸押到车站处决后，便急忙赶回师部，却听见师部附近枪声不断，有情况了！
(六)宁可不要命，也要留着胳膊打鬼子
几百个日军武装便衣从我侧翼潜入，突然包围了我们师部。手枪连连长张跃蒲率领全连迎击敌人，掩护师长何基沣，与敌激战两个多小时，连长张跃蒲和排长李连壁阵亡，全连伤亡过半，我也受了重伤，一梭子机枪子弹扫过来，其中一发打断了我的左大臂，臂上的肌肉被打掉一大块。那天是1937年的中秋节，连队还包包子吃呢。
敌人的歪把子机枪扫过来，我带的一个班10个人，6人牺牲，2人受伤。我中弹后由于失血过多，整个人都已经虚脱。东倒西歪地站不住。当时两个战士架着我撤退，我们身边的高粱被子弹打得刷、刷地成片折断。
当时真是昏天黑地，由于高粱地里尽是泥水，跑着跑着鞋掉了一只。"鞋！我的鞋掉啦！"我喊。两个架着我的战士说："班长！别要鞋啦！要命吧！"
突出重围后，我们汇合了部队向南撤退。蒋介石竟然下令二十六路军守住所有的黄河渡口，不让二十九军官兵撤退到黄河以南，妄想借日本人的屠刀把抗日的二十九军斩尽杀绝，其手段之毒辣前所未有。我是个伤兵，运到黄河南岸总该可以了吧？他们竟连伤兵也不许过去治疗。蒋介石排斥异己的卑劣做法，在二十九军将士中引起极大的愤慨。
正在对蒋介石骂声不绝于耳之际，蒋介石派特务乘坐铁甲车，打着冯玉祥的名义，说是到前方督战，在连镇车站停着。我和被打瞎左眼的一班长杨世亨被连里士兵强行抬上铁甲车。特务们怕发生兵变，对他们不客气，不得不把我们几个重伤员带到济南去。
我和杨世亨在济南站下了铁甲车。济南本是个美丽的城市，这时也简直成了人间地狱。到处是河北逃难来的难民，他们无依无靠，行乞度日。伤兵杂在难民中根本无人过问。而国民党军政要员只顾自己逃命要紧，还有谁来管我们几个叫花子似的伤兵！我们托了人情，苦苦哀求，才能在济南市协和医院挂上号。一个医生一打开我臂上的裹脚带，臭气四溢，伤口里的烂肉脓血中已经生蛆，蛆虫四处乱爬。医生掩着鼻子皱着眉，十分武断地说："必须把胳膊锯掉！"
抗日战士怎么能没有胳膊？不得已，我们含恨离开济南。
七七事变不久，济南也被日寇占领了。
(七)枪伤终于好转
我们随逃难的人流逃离济南之后，打听到山东的兖州有个国民党第三重伤医院。杨世亨架着我上了火车到了兖州，住进国民党第三重伤医院。在医院里，看到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病号住在整齐、干净的房间里，我们这些从抗战前线卢沟桥下来的重伤员却拥挤在铺着麦草的地铺上，心里很是不平。一个抗战军人为国家流血牺牲本是分内之事，只要能治好伤，睡草铺也行。但是，同样是军人，待遇却如此不平等，嫡系部队的病号每天吃大米白面，供应我们"杂牌军"伤员的却连粗粮也不管饱；嫡系部队病号要什么药有什么药，我们这些从前线回来的每天只能用消毒水和盐水洗伤口。最令人难忘的是这年的"双十节"，蒋介石的第三重伤医院"慰问"伤病员时，给嫡系部队的病号每人发十元钱，给"杂牌军队"的伤员每人发五元钱。
我入院两天后，才来了个医生查房，这个医生看了我的伤口，用手捂着鼻子说："你的伤口已恶化，另外伤口太大也无法愈合，看来你这个左臂非锯掉不可。"
"我还要重返前线抗战，怎么能把我的胳膊锯掉呢？"
"你的想法很好，可是舍不得一只胳膊，恐怕连性命也难保。"
我生气地说："保不住性命我也决不锯臂！"
他最后说："那你再想一想吧。"
这个医生不但没治疗我的伤，反而给我增加了思想负担，使我几天几夜没睡好觉，伤口恶化也越来越严重，蛆蚜满身爬。露出的骨头都变黑了。正在我苦恼的时候，一位有爱国心的年轻军医十分同情我，来给我换药，治疗。一次他给我换药时说："你咬咬牙忍着疼，我用小刀把你骨头上的灰尘刮掉，慢慢就会愈合。"
听他一讲，我又喜又怕，心想，关公一边刮骨疗毒，一边下棋，谈笑风生，难道一个抗日战士死都不怕，还怕刮骨？我随手把手帕放在嘴里咬住说："只要能治好伤，你就动刀吧，大胆地刮吧！"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刮骨，真是钻心得疼。他一边一刀一刀地给我刮骨疗伤，一边不时地看着我的脸色，并用药布擦掉我头上的汗珠，说："多忍一会儿吧，刮干净些会好得快些。"就这样，一刀一刀，把我的伤口里的脓血烂肉和骨头外层变黑的骨头都彻底刮了一遍。刮后不到十天，果真看到有新生的肉芽，后来慢慢长出了新肉，伤口一天天愈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