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关联
把现代化范式作为审视抗日战争历史的一个新视角，可以启发人们从另外的方面总结历史经验。但新的视角并不是唯一的视角，如果完全脱离了革命范式这个视角，对抗日战争历史的解读显然不够完整。
胡绳在1990年提出："在近代中国前面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刘大年也说："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位史学前辈做出的回答，现在基本上可称是近代史学界的共识。
1945年9月，中国重庆，西摩爵士和夫人，蒋介石、阿波罗答彼得罗夫和妻子、帕特里克赫尔利等人出席茶话会，庆祝日本投降。
抗日战争，无疑地首先应该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又由于这个战争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了共产党所代表着的先进力量，这又使得这个战争自始到终包含了改造旧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抗日战争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有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一是中国在反侵略的战争过程中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应该强调的是，无论是革命的范式，还是现代化的范式，把它们运用于历史研究，都应该特别地强调两者都不是孤立的方法，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正如胡绳所说："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问题恐怕是难以解释和解决的。"刘大年说得更为明确，这"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这与他把抗日战争称为中国复兴的枢纽，在思想认识方面是一脉相承的。
二、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
所谓的现代化，其实有不同的概念界定。而我比较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它是相对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的过渡，过渡的目标，是商品经济的发达、教育的发达、工业的发达和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其核心内容是工业化。近代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最初历程是十分相似的。但不同的是，为了适应新的外部条件，日本很快地进行了自身调整，比较快地进入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并且学着西方列强的样子，通过对外扩张，满足了这种转型所需的资本积累。
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强占了中国的台湾，还向中国索取了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后来又逼迫中国交出了收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白银赎金。这些赔款，是当时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倍多。中国被迫开始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而日本却用这笔战争赔款中的一部分建立了现代化的八幡制铁厂，一部分用来发展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是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为条件的。
甲午战争也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被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这是本文要阐述的重点，更能说明日本的侵略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但严格说来，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工业化运动，还不是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化运动。清末维新运动，也提出了有关现代化的一些措施，但当时中国正处于被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列强瓜分的境地，这些措施难以实行。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民族工业趁着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有过几年的迅速发展。但战后列强重新瓜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军阀割据为表现的国家分裂，又严重地阻滞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我比较赞成这样的观点，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明显加速，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里，经济现代化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与国家现代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关税自主权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在1927年以前，外国货物在中国的实际进口税率只有4%，到1934年达到了25%。正是由于关税自主的实现，关税收入从1928年的13400万元增至1931年的38800万元。关税的增加，一方面对中国民族经济起到了保护作用，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增加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能力。其次，改革了国内税制，建立了新的金融体系。国民政府在1931年将厘金以及由厘金变种的各种各样的具有通过税性质的捐税尽行裁撤，而代之以单一的统税，即只对一些特种商品课税；1933年推出了"废两改元"的货币政策；1935年又实行了"币制改革"，正式宣布放弃传统的银本位制，货币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实现了对金融的控制。这些改革，一方面为官僚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也对现代化经济的推进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上变革，加快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1936年为例，有如下统计：电力工业从1927年的772百万千瓦增至1936年的1724百万千瓦，年平均增长9.4%；煤炭工业从1927年的14.2百万公吨，增至1936年的26.2百万公吨，年平均增长7%；水泥工业从1927年的498千公吨增至1936年的1243千公吨，年平均增长9.6%；生铁从1927年的436815吨增至抗战前的958683吨，年平均增长9%；钢从1927年的30000吨增至抗战前的556347吨，年平均增长达40%。另据有的学者研究，从1927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有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在40年代初期就进入"起飞"阶段。
但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彻底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据统计，由于日本对东北的占领，中国丧失了三分之一的森林、铁矿和煤矿；十分之四的铁路；十分之七的大豆产量；五分之二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55%的黄金。另据统计，至1932年底，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损失达178亿元，加上私人损失，不下200亿元。
而日本对东北的占领，除了掠夺中国发展现代工业所需的物质资源外，更为严重的是它建立起来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把东北完全地排除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外，造成了东北经济的畸形。日本占领东北后，确实在东北进行了大量的工业投资。但是，这些投资的去向是与它的侵略政策相一致的，即发展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并把这些投资纳入了日本本国的经济体系。据统计，1936年日本在东北的投资额为14.5亿美元，而1937年至1944年间，在东北的投资即达57.4亿美元。从1933年至1944年，东北的钢材产量增长了42倍，电力增长了20倍，生铁、煤、水泥增长约1－2倍。这些工业均与日本的军力增长相关。而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发展却很缓慢。同时，在"日、满、华农业一元化"的政策下，东北的农业也成为日本经济的附庸。另外，日本在东北的劳工政策、集家并屯政策等等，不仅剥夺了中国人民的生存条件，也剥夺了许多人的生命。
如果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还没有阻滞中国的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到了1937年，伴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则被完全地打断了。八年间，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了大城市的80%以上。而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殖民地经济体系。1947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说帖》，比较详细地统计了战时全国经济损失情况，总数约204.44亿美元。而应当补充说明的是，这个统计还不包括敌后地区的财产损失，因此并不完整。而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
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中国来说，上述战争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