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大街上忽然传来异乎寻常的嘈杂声，我连忙往外跑。"当天正在县城采写稿件的昆明美国新闻处访员(记者)张彦回忆说，一跨出大门他傻眼了：满街的人都发疯似地又唱又跳，嘴里高声地喊着"日本投降了"；互不认识的男女老少，就这么手拉手尽情地跳啊、唱啊、走啊；路旁摆杂货摊的、水果摊的，举起双手吆喝，请大家"随便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湘西边陲小县芷江也沉浸在狂欢中。晚8时，航空第9总站无线电区台报务员刘道民与另外3名战友一结束在芷江机场的值班任务，便急不可耐地冲上街头，加入狂欢的队伍。"当我们赶到街上时，地上的爆竹灰至少已有两尺厚了。"现年79岁的刘道民老人回忆起当天的情景，眼神里仍难掩兴奋的光芒，"我们4个人当天在街上可威风啦，因为我们抬着机场的发报机和扩音器，大街小巷到处跑，反复地播放着电台的广播。"
1945年8月21日，日本投降专使、日本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到芷江洽降。图为今井武夫正在阅读投降条款。
刘道民和他的战友在街上"疯狂"了一夜。几天后，当他们再回到区台当值时，另一个消息已散播开来―――谈判受降的地点已确定为芷江。
1945年8月21日芷江洽降结束后，中国高级将领与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纳一起交谈(左起：王耀武、卢汉、张发奎、何应钦、汤恩伯、杜聿明、萧肃毅、柏德纳)。
"日军的葬身之地"迎来百世殊荣
8月15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接到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后，蒋介石急电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提出6项投降原则，催促其赶快派代表到江西玉山机场会谈受降事宜，要求日军"保持现有态势"，"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17日下午5时，冈村复电蒋介石：日本驻华最高司令部决定派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参谋桥岛芳雄，率同随员3人，准备于18日乘飞机再转去玉山。当晚，蒋介石又匆匆致电冈村，说是玉山机场跑道损坏，决定改为湖南芷江机场。
现年86岁的杜方顺老人系国民党20军134师402团第6连连长，当时正在芷江机场担任汽车团防务。"芷江占有湘黔公路的便利交通，有美国人援建的机场，且是新生武力核心之一。"杜方顺分析说，"数百架飞机银翼相接，极为壮观。城郊新车奔驰，新装备之战士荷枪站立，一派朝气。日本人见此，必凛于中国实力而有所戒备，这也是国民政府选择芷江作为受降地点的用心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结束前4个月，冈村宁次为争夺该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芷江作战"(即"湘西会战")，结果以死伤近两万多人惨败，被围歼的残存部队竟落到了以蛇鼠充饥的地步，芷江因而被称为"日军的葬身之地"。
受降纪念坊：抗日胜利芷江洽降旧址。
全军事化招待日方人员
18日，蒋介石再次急电冈村，要求日方代表必须于8月21日到达芷江，并规定了前来参加芷江受降会谈的日方代表的人数(不超过5人)、飞机的航线、乘坐的机型、飞行的高度、飞行的时间，以及日方代表乘坐日机的识别标志、联络方法等。
19日下午6时，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除提出蒋定的地、空联络呼号周率、系于飞机的红布位置更改外，其余冈村均表示"依照尊电办理"。
蒋接到冈村宁茨的复电后，于19日晚即召见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授权何为中方谈判的全权代表。随后，何除急电驻守芷江一线的第4方面军王耀武、新6军的廖耀湘等加快准备外，还连夜召集有关人员会议，确定以陆军总部、军委会、行政院顾问团、各大战区长官以及美军驻中国作战司令部的高级军事人员，组成庞大的阵容，并决定由昆明、重庆、贵阳各大报社派出记者随同前往。
8月20日，新6军廖耀湘的吉普车奔赴芷江，等候日本侵略军投降人员的到来。当日乘飞机到达的有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以及华中、华南各战区负责人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数十人。重庆飞来运输机4架，何应钦、萧毅肃、冷欣、钮先铭同随行人员及新闻记者50余人，亦同时到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