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国民党的贪污问题，真的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在抗战期间由于敌人的出现，情况比较缓和。战后政府机关都在贪污，正如我所说，接收成了"劫"收。党政机构每一个层级都贪污。我真的拣不出任何干净的层级。广东省太大了，不可能把那么多县长都严格控制住，所以我想去海南。
接收这个历史任务虽已完成，可是整理受降后繁杂的任务，却令人感到不快。这固然因胜利的突然来临，使我们在时间仓促中不能预作详细周密的准备。而我们行政方面之低能与社会人心之腐败，也于胜利后不久之际，全部暴露无遗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奸莠乘机抢掠，加上接收情形的紊乱，和浑水摸鱼的贪污罪行，真令我感到我们虽赢得了胜利，但我们先哲遗下来的羞耻观念，却已荡然无存了。
我先谈接收的事情，这是战后行政的最大污点。首先是中央对于接收问题，根本没有全盘计划。凡接收机关的派遣，接收部门的分类，接收物资的处理，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如当我成立接收委员会时，中央仅派有军政部、交通部、财政部、中宣部和航空委员会的特派员到来，至于其他中央各部门有无派遣人员，及应接收何物，均无指示。但事隔月余，经济部、农林部、教育部、社会部、海军部等特派接收人员又陆续到来：如海军的船艇就须由军政部的特派员再行移交于海军部的接收员；有国营性的生产工业，就须再移交经济部的接收人员。甲移交乙、乙移交丙，其中损失和舞弊情事，就不难想象了。其次则物资之分类又没有详确规定，如通讯器材，究竟属于军政部，抑属于交通部？军用的化学工厂，究属于军政部，抑属于经济部？凡此均引起了接收工作不少的纠纷。接收委员会最初虽有一个概要的规定，但因中央各部门的步骤紊乱，竟无法顺利进行其工作。这些都是当时行政院应该负的责任。
多数接收人员的低能和贪污，更直接造成了接收工作的混乱。接收人员，为个人打算的多，为国家设想的少；藏匿埋没，折扣报销，贵贱调换，敲诈勒索，层出不穷。结果发财是私人，吃亏是国家，军政部特派员莫与硕和他的办公厅主任李节文的正法，亦不足以转变此种风气。发"胜利财"与"劫收"的名词，竟在这个时候添入了"辞典"。于是，人民由希望的高峰跌进了失望的深渊。胜利的光荣，也因此而黯淡褪色了！
共产党员仍在行营服务，副官处的科长左洪涛就是共产党。剧宣队在那时解散，原先的共产党员只留下十来个，我亲自给他们安排工作。例如，我任命何家槐任行营秘书，我把其他人安插在第四军同事经营的怀远出版社，有些人担任誊抄、归档、译电码工作。
为什么当我出动部队"清剿"曾生部共军时，却在行营留用共产党员？我把党与个人区别看待，我善用人才，所有这些共产党员，包括左洪涛，都只是担任低职。"清剿"曾生是由于他抗命。
1946年3月7日，我荣获青天白日勋章。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晚上，俞飞鹏在重庆邀请我、陈诚、顾祝同、蒋鼎文等人午餐，共有十五名高级将领出席。饭后，我们要求陈诚询问蒋先生，为什么我们得不到青天白日勋章。他说："好，我会向蒋先生说。"就这样，不久以后，所有赴宴的将领都得到了青天白日勋章。
我认为这是最珍贵的两枚勋章之一，另一枚是铁十字勋章。青天白日勋章必须由蒋先生特准，所以获颁的军人比较少。当然，蒋先生自己也获颁过。在抗战期间，他经常佩戴青天白日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