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群岛失事现场，还有生还者
太平轮、建元轮互撞，大约是在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左右[2]，建元轮在五分钟后灭顶，太平轮随即下沉。据张顺来的陈述，"十二点半的光景就沉了"，李述文记得是"十二点一刻"，叶伦明表示："船沉后没有多久，海面就一片宁静。"
中联公司委请招商局所有之海川轮等轮船与飞机，前往出事现场侦察、打捞，当时船长手绘正确失事地点：约在舟山群岛附近，浙东海面东经一二二度三十分，北纬三十度三十分，也就是在白节山与白洋山、三星山之间的三角航线，附近暗礁重重，航道水深流急。建元轮船长则在沈家门附近被捞获，据熟悉水域的人说：这是个难驶的海面。
家属也投入人力、财力，雇请船舶、飞机几度来回搜寻，也曾登岸至各小岛，发散寻人启事，派人打捞遗体；中联企业公司在二月二日发出悬赏，搜救生还者奖金一千万元，罹难者打捞五百万元，报告地址寻获者三百万元。
据官方说法，当时被救起的生还者有三十六名，其中太平轮旅客有二十八人，船上职工有六人，建元轮上有二人，共计三十六名。据二月二日的《台湾新生报》和二月三日的《中华日报》报道记载，除了被军舰搭救的人员外，还有三名旅客脱险。同年二月十七日《大公报》刊登了徐志浩的文章，并注明徐是自行脱难，不在前述生还者名单之列；加上先前人数，足见有近四十人生还。
据世居舟山群岛的姜思章表示，太平轮出事时，他只有十几岁，海面尽是散落的行李物品，有许多渔民前往打捞；他的父亲与几名船家，在深夜摸黑救了几名生还者，用渔船拉他们上船，第二天太阳升起，把他们送往群岛附近的相关单位才返家。但是时代久远，姜思章说：早年父亲没有留下脱难者姓名，所以也不知道当时救出多少生还者。
如果舟山群岛生还者加上之前的四十位脱难者，据推测，太平轮生还者应不止四十人，也突破原先官方说法的三十六名。
太平轮部分生还者合影(1949年)
保险公司倒闭，家属组善后委员会
事发后，太平轮受难家属立即成立"太平轮被难旅客家属善后委员会"，负责与中联公司谈判赔偿事宜；兵分两路，分别在台湾与上海受理罹难家属登记，一是在上海地方法院提出告诉，一是在台湾要求赔偿。太平轮原先向英国两家保险公司投保，一是华泰产物保险公司，一是鸿福产物保险公司，沉船事件发生后，这两家保险公司负责人都逃离上海。
在蔡康永一篇名为《我家的铁达尼号》一文中，提及太平轮的保险事件：
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太平轮沉没的原因。只提过当时他们公司所拥有的每一艘轮船，一律都向欧洲的保险公司投保。唯独太平轮启用前，因为上海一位好友自己开了保险公司，为了捧好友的场，就把手上最大的这艘太平轮，让好友的公司承保。太平轮一出事，爸爸好友的这家保险公司，立刻宣布倒闭。所有赔偿，由轮船公司自己负担。
事发后，由齐杰臣、杨洪钊、高正大等九人，从台湾赶到上海中联企业公司，同赴失事现场协寻。台北受难家属就分为总务、调查、联络三组，并推派各组代表，共计有二十一人，一月三十日《台湾新生报》就登出"中联公司传将宣告破产，家属昨赴警局请愿，要求假扣押公司在台财产，负责人交保"的新闻，当时坐镇上海的是中联企业公司的总经理周曹裔，台北分公司由经理朱祖福留守。
接下来几个月，受难者家属分别展开了两岸的诉讼官司与赔偿事宜。家属们向台湾省主席陈诚陈情，也向立委谢娥陈情。台湾律师团有陈国飏、许鹏飞，会计师周何圣；上海律师为章士钊、杨鹏。同年二月六日，受难者家属正式联名向中联公司提出告诉；二月七日起律师团即连续在报上登刊广告，呼吁大家不要买中联公司财产，防止该公司脱产，并要求受难者不要个体行动要求赔偿。
二月十一日，高雄法院扣押中联企业公司安联轮；二月二十八日，中联公司首次举行受难者公祭；三月十一日，太平轮受难家属提出假扣押安联轮，并要求中联公司如能提供白米八十万担，每担一百市斤，即解除假扣押，中联则提出七 点抗告；四月六日，在上海法院还开庭审理太平轮一案。
审理期间，两岸当时局势已无法控制，人心惶惶，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进占南京。
五月二十日，陈诚宣布台湾地区戒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