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连续轰炸时间长，较场口中兴路口警报信号台的红灯笼坏了，有人就用煤气灯套上红布代替空袭信号。这一来就使得大隧道口避难的市民误会，以为是敌机要投瓦斯毒气弹了，顿时众人围着洞口蜂拥而入，秩序大乱。"高键文回忆，"因为人多拥挤，空气不足，里面的人想往洞口挤去呼吸新鲜空气，而外面的人想躲命又拼命往里挤，几次骚动后，就开始有人晕倒在地上，后面的人又被人流推拥在倒地者身上，人越压越多越高，把洞口堵住了。"
1940年8月，在日军飞机轰炸过后，重庆一家人赶忙吃口饭
高键文在洞内被挤到支洞转角处就压得不能动弹。他急中生智，把双手搭在旁人肩上用力往上爬，终于站在防空洞石凳上。他的身体上半部浮在拥挤的人头上，可腰上肚皮上被挣扎乱挤的人咬了十几个牙齿印。高键文的下肢被卡在死人堆中，直到后来搬开死尸，才发现他的左下肢被一死人紧紧抓住不放手，由于时间长，最终造成了左脚残废。
第二天下午3点左右，高键文才被救出来，躺在担架上的他目睹了周围死难者的惨状。"有的全家遇难，遗下孤儿无人抚养，有的婴儿死在母亲怀中，有的夫妻一方死亡另一方顿成疯癫，有的孕妇被踏死，赤身露体长发蓬松，其景惨不忍睹。"高键文说，洞内的遇难者抬出后，先用各善堂常务的薄棺装尸，后来又用粗篾席包扎。"但由于死尸太多，剩下的只好用20辆卡车运到朝天门河岸，再用50只船运到黑石子地区掩埋，整整花了5天时间。"
雾都乱世
死难者的故事和轰炸现场的白描就像一滴滴水珠折射出当时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在大轰炸时期的命运。
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大致从1938年开始。"1939年之前，日军采取小编队的重点进攻，主要针对机场、国民政府所在地、军政机关，后来扩展到文化区和闹市区。"潘洵告诉本刊，"因为重庆当时的建筑主要是竹木结构，虽然每次来的飞机只有二三十架，但日军轰炸的同时投下燃烧弹，很多人都是在大火中遇难。"
在漫长的轰炸期里，1939到1941年的持续无差别轰炸最为严重。"日军从1940年开始对重庆进行地毯式轰炸，每次来的飞机多达100多架甚至200多架，沿着上下半城一路轰炸过去。"到了1941年，日军又改变了策略。"每次来的飞机很少，甚至只有几架，轰炸后从城市离开。但在警报还没结束时，第二批飞机又来了。第二批离开还没解除警报时，第三批又来了。甚至出现过96个小时没有解除警报。"
"重庆当局的积极防空力量很弱，尤其是1940年日军的零式战机投入战斗以后，中国空军遭受重创。"仅璧山空战中，日军便击落中国空军战机27架，而日军无一损伤。在丧失制空权的状态下，国民政府尤其注重消极防空。"首先是疏散，把重庆周边80公里到100公里地区划为疏散区，包括沙坪坝、北碚、江津等地区。成立疏散委员会，编写疏散条例，分几个批次，疏散到哪里，如何安置，都有详细的计划。"潘洵说，重庆人口在抗战前不到40万，在战时猛增到六七十万，"而'5·3'、'5·4'大轰炸后短短几天内就疏散了25万人"。
重庆城要运转，仍然需要一些人留在城里，"比如水电的供给人员、市区的日常经营人员，和政府办事处人员。这些留在城区的人就只能往地底下钻了"。一时之间，整个重庆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当时的报纸评论曾这样调侃：家家在修防空壕，石工成了救命人，可惜现在很"缺货"。根据重庆防空司令部发布的信息："重庆公共防空洞及隧道与私人防空洞，约计容二十四万余人，现正积极扩充建筑，预计至一九四一年春季止，可增加容量十一万余人，共计容卅五万人。"
"政府还印了很多极具操作性的小册子，宣传防空要点。比如，地下室或防空壕内应备斧锯以及电棒等物，以使出口被毁后，可以挖掘通路，并须用泥土或沙包围护窗户。"甚至对储水和沙包的数量也有详细规定："每家最少储水5担以上，轻便灭火器、水桶、橡皮管和沙包(每小家5个、大家15个以上等)。燃烧弹落下时，应自迅速用沙扑灭。"
此后的数年中，"跑警报"成为重庆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必备生存技能。在《蒋碧薇回忆录》中，曾这样形容躲警报的情形：敌机每两小时一批轮番袭击，警报整天整夜不能解除。我们躲在防空洞里，经常是日以继夜地不饮不食，挨到天黑，实在撑不住了，冒险回家吃点冷东西，休息一下。万一飞机再来，我们就只好再躲小防空壕。每次躲警报回来总要大扫除，房子受到震动，天花板和墙壁的石灰泥块纷纷坠落，地面一片狼藉，家具蒙上厚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