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社会大变动，改变了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风气和传统习俗。
抗战时期的社会大变动，改变了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风气和传统习俗。借由乡村社会建设的推进，旧有农村的迷信观念逐步发生变化，民众科学理性的意识得到提高，新式生活得以提倡，传统农村的陈规陋习渐渐消失。边区妇女开始得到社会的尊重和重视。
陕甘宁边区妇女参加民主选举
巫神失业
巫神是边区农民的倚赖对象，治病权威，"陕北的巫神具有特别权威，在缺乏卫生设备的乡村，几乎包办了民间的'医药'"。抗战前，"全区巫神高达2000余人，招摇撞骗，危害甚烈"。
请神赶鬼花费大量钱粮。据1944年8月11日《解放日报》的《巫神罪恶小统计》，"华池温台区一个行政村49户300多人，每年每人迷信消耗粮食达三斗零八合。"
巫神不仅无法医治病人，而且往往会贻误病情，致人死亡。陕北延安市白家坪发生过一个悲惨的故事。"1944年旧历三月初一，居民常志胜的26岁的儿媳白氏，忽然头腹俱痛，坐立不安。初二，白氏的生母请来了巫神杨汉珠为她治病。该巫神在白氏两虎口及鼻子孔下连扎上三根钢针，结果不仅无效，反而使白氏病情加剧。后又请边区医院魏明中医生诊视，才知道是小产，随即给自氏打针吃药，不久白氏将小孩生下。小孩生下半小时后死去，大人无恙"。然而，"魏医生走后，白氏因囿于当地不良风俗，一则没有安静地睡觉，血液循环受障碍，二则三天之中只吃些米汤；另外，再加上她原有心脏病，所以，忽然中风发昏，卧床不起"。巫神杨汉珠见有机可乘，"扬言想治好白氏的病，非打鬼不可……将病人全身衣服脱光，除以桃条、驴蹄抽打外，并用绱鞋用的细绳将病人两个中指紧紧缚住，中间用筷子绞紧，直使细绳入肉见骨，血流不止……白氏经此折磨，遍体鳞伤，心衰气弱，当场即死亡"。
据1944年10月统计，"全边区共有巫神2029人，占人口的1.35%，仅延安县一年统计，全县消耗于巫神招待费即达3361万元，59个巫神共治死278人。
对巫神，陕甘宁边区采取的对策是"应作无情的斗争，向群众暴露他们的罪恶，用群众的力量来斗争他，感化他，使他改邪归正，好好重新参加劳动，重新作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好公民"。
巫神的盛行反映了医疗的落后。"边区的大量巫神，主要是边区文化落后以及医药缺乏和卫生教育不足的产物。因此，要消灭巫神，除一般地提高文化教育外，就首先要普及卫生运动和加强医药工作，否则就是主观的空想"。为此，中共要求"必须动员一切部队机关中的西医除为部队机关服务外，兼为群众服务，尽量给老百姓看病或住院，并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必须动员和帮助一切中医和一切药铺为群众服务。西医应主动地与中医亲密合作，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帮助中医科学化，共同反对疾病死亡和改造巫神"。
一旦普及了卫生教育，巫医骗人的把戏便不攻自破。陕甘宁边区许多民众逐渐亲身体验到科学医药的成效。"阮雪华、白浪两同志在不断细心、耐心与诚恳地为老百姓看病中，得到了很大的信仰，群众待他们如家庭姐妹一般。有一个怀娃的婆姨，她婆婆是个老娘婆，可是临产时，还找他们来接生，并且在生产时是躺着生的，她婆婆居然放弃了老一套办法，接受了新的接生方法。在东区王区长与阮医生的亲自动手推动下，多年没有打扫过的东关各住户，在三月里都打扫了两次。过去病人最多的河龙沟变成了最干净的，可称为卫生模范村，由于群众对他们的信仰，当地四个巫神站不住脚，都避开了。在别的单位推行不开种痘的时候，他们所管区域的娃娃，都由他们普遍种了一次牛痘"。
拍苍蝇比赛
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典型的封闭世界，抗战之前积攒了多年的陈规陋习，"一年四季吃冷水、常不洗脸不洗手，做饭不洗米，上炕不脱鞋"。
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通过《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指出，"根据调查，边区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就都是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因喝生水、吃腐败的或蝇子叮过的食物而引起的肠胃传染病(伤寒、痢疾、吐黄水病等)；因剪脐带不洁而往往引起婴儿破伤风，因常年不洗澡、不洗衣、不晒被而往往引起虱子所传染的各种病症(如斑疹、伤寒、回归热病等)尤为普遍。"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徐特立说，"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95%。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你知道吗，陕北和甘肃的人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这里的人平均一生只洗两次澡-一次在出生的时候，一次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不愿洗脚，洗手，洗脸，不愿剪指甲，剃头发。这里留辫子的人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