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他致电刘少奇，再次要求北方局"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18页。）12月22日，他亲笔复信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629页。） 早在1936年2月，北方局就曾经请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通过其与曾任阎锡山参谋长的台寿民同乡、老同盟会员的关系赴晋见阎锡山疏通。之后，朱蕴山又两赴山西做阎锡山的工作，并切实促使阎锡山加快了与中共代表就有关建立电台、联络站、通讯、通商等事项的谈判和达成协议的步伐。
在毛泽东的谋划、指导下，通过多方、多渠道力量的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最终促使阎锡山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经过反复权衡，做出了联共抗日的决定，从而也为抗战全面爆发后双方更为密切的合作拓开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