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岛同样反对"民权"，他表示："崇尊帝室，则吾邦固有之习风，乃国民固有之良习，万世不易之国体。"不过，他也对日本"武士"专政七百年，因而"全国士民气风大屈"的情况表示不满。
谈教育，谈"议论纷纭"
黄遵宪主张先从教育入手。他表示："是事万不可求急效。当先多设学校以教之，复定取士之法以用之，则平民之智识渐开而权亦暂伸矣！"他主张，在"民智"未开之前不可使其骤然有"权"，而只能在"民智渐开"之后，才能让"民权"得到"暂伸"。
宫岛慨叹，当时的日本"议论纷纭"。
黄遵宪不了解议论纷纭有时是好事，可以促进思想解放，而鸦雀无声则肯定是坏事。他担心议论纷纭的状况影响社会稳定，表示说："若以素日不学无术之人，遽煽自由之说，又大国武风侠气渐染日久，其不为乱者几希！故仆私谓教士、取士为今日莫急之务；如铁道等事，其次焉者也。""教士"，培养人才；"取士"，选拔人才。黄遵宪认为，这比建设铁路还重要，宫岛表示，愿意听取黄遵宪所称"教士、取士之法"。
黄遵宪答道："教士之法，须使知忠义大节，则尊君爱上，风俗归厚；若教之以趋利、求利之法而不知大义，则作乱者多矣！"在黄遵宪看来，首先必须使知识分子懂得"尊君爱上"的伦理道德。
沈文荧同意黄遵宪的意见，对当时日本提倡"欧化"的做法不满。他说："贵国近尚西法，西人言，利与民权，皆致乱之道也。人皆争利，不夺不餍。民苟有权，君于何有？"
何如璋到达日本时，正值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各阶层意见不一。他说："贵国维新之治已逾十年，上下之际，议论不一，情意不通，是宜亟定取士任官之法，不妨多分科目，以收罗通国之英俊，则彼为平民者，知进身有阶，气愤自平。此制与倡民权自由之说者有其利而无其弊，次第行之，国本始固，否则上下不一心，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卓见以为然否？"何如璋认为"民权自由之说"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也赞成从"取士、任官"入手，慢慢改革。
谈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谈"第一国际"
谈着谈着，何如璋就谈到了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他说："顷闻欧美有所谓贫富贵贱一致之教，入其会者不论何国人皆同志同心，此将来皆各大乱之道也，不出三五十年矣！"
19世纪中叶，欧洲工人运动日渐发展。1847年，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1948年2月，《共产党宣言》以单行本的形式问世。在斗争中，各国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分散的斗争必然失败，无产阶级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去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1864年，英、法、德、意四国的工人代表在伦敦成立国际工人联合会，简称"国际"，后来通称"第一国际"。何如璋所说"贫富贵贱一致之教，入其会者不论何国人皆同志同心"，可能指的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或"第一国际"。
何如璋，广东大埔人，早年关心时政，常往返天津、上海之间，与中外人士接谈，向各国传教士询问西方国情政务等。进入翰林院后，留心外事，通晓洋务，受到李鸿章的赏识。1877年，何如璋39岁，得到李鸿章推荐，充当出使日本大臣，成为中国首任驻日公使。因此，他一星半点地得知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是可能的。何如璋既然对"民权自由之说"都表示不满，自然反对"贫富贵贱一致之教"，视为"大乱之道"。何如璋虽然比较开明，但他是清朝官吏，自然要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是必然的。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贫富贵贱一致"是早期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却并不一定是共产主义的真谛。
何如璋没有想到的是，"三五十年"之后，即1905年至1925年之际，不仅"民权"自由"之说早已喧腾于中国，连被他认为提倡"大乱之道"的"贫富贵贱一致之教"，也已经搅动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