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期用人以能力为主
洪秀全是中国历史第一位吃螃蟹的人。吃什么样的螃蟹？吃利用外国的宗教、意识形态，在中国进行革命运动的螃蟹。洪秀全出生于1814年1月1日。原名叫洪火秀。他的家乡在广东的花县，父亲洪镜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如果定成份的话，是个中农，因为他家里有几亩地，还有两头牛。不过，洪秀全后来根本不提到他的父亲。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上帝，他叫"天父"，而自己的生身父亲洪镜扬不过是"肉身之父"。"肉父"那能同"天父"相比？但是，由于外国的那个"上帝"没有老婆，上帝之子耶稣是童贞女感孕而将孩子生在马棚里。洪秀全毕竟生在中国，父母双全应该是人的福气。所以，他没有把他妈扔了。他母亲名叫杨李氏。所以，洪秀全称王后，尊称上帝为"天父"，叫他妈为"君王母"，也就是太后。
洪秀全之所以这样中西合壁地称呼他父母，如果仅仅从数典忘祖的角度讲，过于浮浅。这样做正是他利用外国的意识形态结合中国的情况，而为他行为与政权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
这是洪秀全的出身大致情况。
大家知道，鸦片战争后，广州被英国强行做为通商口岸，资本主义最早侵蚀了这个地区，造成广东地区社会矛盾严重，大批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破产。这一切，作为本身就是农民家庭出身的洪秀全，真是感同身受。不过，最初他和他那个时代的民众一样，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还是想通过求取功名改变自己的一生。
没有想到，他耗费15年的时间，连续四次考秀才都没有考中。秀才是八股取士最低的一级，连秀才都考不中，就别想当什么官了。
这下子，洪秀全可是灰心到了极点。这时，他忽然想起1836年第二次到广州考秀才时，一位名叫梁发的传教士给过他一本《劝世良言》，当时，他还没有怎么看，扔在一边，还想考秀才。这时，他对功名心灰意冷，在百无聊赖之时，想起了这本小册子。于是，看了起来。
这一看不要紧，看出个太平天国！
他于1843年创立了拜上帝教，以宗教作为理论指导，进行农民起义的准备。经过8年准备，终于在1851年1月11日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起义最初，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都是由非常有才干的人组成的。有烧炭工出身的东王杨秀清；有一贫如洗的西王萧朝贵；有私塾出身的南王冯云山；也有地主出身的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
这些人都是赫赫有名的战将：
杨秀清组织才能惊人，治军严整，善于智谋胜敌，威信极高；
萧朝贵勇敢刚强，打起仗来不要命，身先士卒，冲锋第一；
冯云山多谋善断，一直是洪秀全的军师，是太平天国运动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韦昌辉为人仗义，作战凶猛；
石达开文武兼备，曾率部夺武汉，围南昌，大败曾国藩的湘军，打得曾国藩几次想跳水自杀。
即便后来1856年9月发生了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力量严重内耗，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死于内部火拼，石达开负气率部出走远征，一代英才毁散殆尽，但是洪秀全还能及时选贤任能，如先后封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封年轻将领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赖文光为遵王，领兵打仗。
比如：洪仁玕虽然是洪秀全的堂弟，但是却与洪秀全、冯云山一起创立了拜上帝教。只是后来未能赶上金田起义队伍，避难香港。1859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化名改装，长途跋涉，回到南京。受封任职后，提出了具有时代意义和深远影响的资本主义施政纲领--《资政新篇》，充分显示了他适应时代需要的进步政治头脑。在军事战略决策中，也表明他是有才能有谋略的。
陈玉成也出身于一贫如洗的农民，比洪秀全小26岁，金田起义时，他才14岁，就参加了太平军；李秀成也是农民出身，家里穷，也是金田起义的元老。这两个人在作战中勇猛善战，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指挥上的两根支柱。他们数解天京包围，在安徽、江西、湖北、江苏、浙江扩张太平军势力，争城夺地，为巩固天京、挽救危机作出了很大贡献。
赖文光也是金田起义的元老。他在太平天国最困难的时刻，奉命招兵，为开辟西北战场、保卫天京尽心尽力，功勋显著。天京失陷后，他率部在江北联合捻军，英勇顽强，继续坚持战斗了近四年。
这些名将除洪仁玕和萧朝贵以外，没有洪秀全的亲属。
这说明什么？
在人类各个领域里，还没有任何领域的风险性要比战争这个领域大。克劳塞维茨说得好："战争无外乎是强迫对手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既然是暴力行为，就意味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战争不是儿戏，战争不是演习，错了还可以重新再来。战争的高风险、快节奏、高压力的特点，决定了不允许你失误，一旦在战争中犯中错误，甚至连弥补错误的机会都不会有。
因此，太平天国前期，在这些以洪秀全为代表的领袖们还在打江山的时候，无论是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可能在用人上有太大的过失。换句话说，小的过失可能有，但是用人的基本路线不可能错。这就是：不以资历取人，不论亲疏，惟才是用，凭战功领赏。
然而，农民运动的衰落与他的成功一样，几乎是同样地迅速。这是由这个阶级的特点所决定的。下面我们通过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秀全用人问题的失误，来看看这个问题。
2、后期用人多疑猜忌，任人唯亲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分为"佃变"与"民变"两种。"佃变"是贫苦的农民活不下去了，铤而走险，举杆起义。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就是典型的"佃变"。
而"民变"则不然。"民变"的成份非常复杂，有农民，也有地主，还有官吏，他们起义不像"佃变"那样简单，往往是怀着对现状的不满，想通过剧烈的革命性运动，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的心理，参加起义。小说《水浒传》中的宋江起义就是典型的"民变"。
"民变"的领导人通常不是贫苦的农民，而是富裕的农民、知识分子，甚至是地主和官吏。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一场"民变"性质的农民大起义。
由于"民变"性质的农民起义的这个特点，所以，只要沾上"民变"这个特点的农民大起义，一旦夺取政权后，生活现状往往得到了改变。于是，几乎是立即走向他的反面，开始放下他们打出的追求"平等"的口号，转而谋求享乐。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们，就是这样一群人。
打下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后，洪秀全带头搞特权，搞腐败。大修宫殿，广纳美女，要不是太平天国那帮人还不会阉割术，抓到一群幼童都给弄得感染而死，洪秀全身边也会像皇帝一样，有太监了。
上行，下就效。杨秀清、韦昌辉等等一批高级官员也追求享乐。然而，想享乐，就要有钱，而在封建体制下，想要作威作福，就要有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于是，进了天京后，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就开始争权夺利。杨秀清被封为"九千岁"还嫌小，还要争那个只有一个位置的"万岁"，挑战洪秀全的权力。
这个争权夺利的后果，就是发生了1856年的天京内讧。
杨秀清、韦昌辉和燕王秦日纲均被洪秀全杀掉。而从这以后，洪秀全就认为，凡不是姓洪的人当王，就不能信任，开始对异性大加猜忌，逼走了翼王石达开，封他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
石达开出走后，太平天国的权位排名是这样的，天王洪秀全之下：第一是幼西王萧友和(萧朝贵之子，洪秀全外甥)，第二是洪秀全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第三是洪仁玕，第四是驸马钟姓(钟万信)、黄姓(黄栋梁、黄文胜)，第五是陈玉成，第六是李秀成。陈玉成牺牲后，实际上，在天朝领导核心中只有李秀成一人是非亲之人，其余都是洪氏亲属。
即便是李秀成，也是一直被猜忌。
忠王李秀成是一代名将，在太平天国最后几年的军事斗争中，李秀成起了很大作用。但他没有被洪秀全所完全信任。洪秀全对他十分提防，担心李秀成会率部反叛，所以，暗中分削李的兵力。还几次把李秀成从抗敌前线调回天京，造成军事上不应有的损失。甚至到了李秀成为了表白心迹，不得不把老母、妻子留在天京为质，而赶回前线指挥。
这种"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王"的不良倾向，使得人心不服，"各有散意"，极严重地破坏了人才凝聚力。太平天国后几年，屡有中下级的太平军将领叛变。究其原因，除了叛变者的主观因素外，洪秀全的"信人不实"是使人心寒、促将士离心的重要客观因素。
越是感觉部下离心力大，越是想通过高官许诺以增强凝聚力。结果在用人问题上，洪秀全又滥封王。天国后期五六年，洪秀全竟然封了2700多个王，封王之多，令人吃惊。这种做法，不但没有起到激励人才的作用，反而败坏了风气，使得奖赏不明，正邪不分，行无规范，学无样板，人心不平，"战守各不争雄"，极大地影响了起义者们的积极性和奋发向上的战斗热情。
经验与教训，就像两只手，捧起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作为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最终并没有跳出落后意识和体制画上的怪圈，进而使他所领导的那个所谓的"天国"，正像李秀成所总结的那样"失国丧邦，实其自惹而亡"。
人才使用问题可以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出一个事业的兴与衰。这就是洪秀全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