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提高军人甚至全民的尚武意识？
当时有识之士的做法是，一是鼓吹战争意识。蓝天蔚认为："畏战之国，其国必受战祸。戒杀人者，人攘夺其国。"壮游认为："闻战则喜，战死而相与贺，国未有不雄者。"
蓝天蔚和壮游都曾经留学东瀛，对日本尚武文化的感受非常深刻。他们认为战争是文明的阶梯，没有如火如荼的战争，也就没有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这种对战争的崇拜固然很偏激，但从结果上看，实际是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矫枉过正，其目的则是为了民族的救亡图存。
二是极力讴歌军人。国家处于危难之境，军人的担当精神尤其重要。蔡锷所著《军国民篇》影响极大，其中谈道："兵者，国家之干城，国民之牺牲，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者，莫兵若也。"
美国学者鲍威尔曾说，晚清时期中国军事近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军人地位低下，军事职业缺乏吸引力，军队难以吸收优秀人才。而军人素 质的低下，又是军队战斗力衰落的根本因素。因此，提高军人地位，塑造一个掌握近代军事知识体系的、新的社会精英阶层，成为当时大多数人的共识，也为军事近 代化注入了生机和动力。
三是倡导兵魂国魂。1899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题为《中国魂安在乎》一文说："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 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当变革社会需要一种震撼国民心灵以激发民族奋进的力量时，尚武爱国的军人精神与军人形象往往成为合适的 选择。当时的有识之士试图以尚武爱国的"兵魂"作为陶铸国魂的基石，再通过全民尚武的环境来进一步塑造兵魂，从而使兵魂国魂相互激荡、互相促进，形成朝气 蓬勃的国民性格。
四是加强国民教育。一些知识分子把"尚武"精神遗失归为教育问题。蔡锷曾翻阅日本小学生课本，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爱国尊皇、海陆战事、军舰 炮弹等方面内容，其用意在于"养成其（指学生）军人性质于不知不觉之中耳"。反观中国，当学生正处于"体魄与脑筋发达之时代"，却天天"授以仁义礼智、三 纲五常之高义"，"或读以靡靡无谓之辞章，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受病最深者，愈为世所推崇，乃复将其类我之技，遗毒来 者，代带相承，无有已时。"
在爱国尚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国民教育有了很大变化。1906年3月，清王朝学部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提出："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 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俾儿童熟见而习闻之。国文、历史、地理等科，宜浅述海陆战争之事迹，绘画炮台、兵舰、旗帜之图形，叙列戎穷边、出使绝域之勋业；于音 乐一科，则恭辑国朝之武功战事，演为诗歌，其后先死绥诸臣，尤宜鼓吹扢扬，以励其百折不回视死如归之志；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者以 兵式体操严格其纪律，而尤时时勗（同"勖"）以守秩序、养成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学生要求着制服，其式样系仿军服而成，军事训练甚至包括进行步枪实弹 射击等课程。
当时全国上下如火如荼的尚武强军思潮，对晚清军事变革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尚武为核心的军事精神，诸如勇敢善战、诚实无欺、守纪服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逐渐蓬勃发展起来，一些军人开始摆脱自卑，军人这个职业得到广泛的社会尊重。
这个阶段，军人和军人文化从社会的边缘，逐渐进入社会变革的中心。尤其是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参与军事的热情迅速高涨，军事职业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判断逐渐提高，为军事近代化变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也对尔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国军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大多数军人包括普通国民，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过于强化军队和武力的地位与作用，缺乏进步的民主、共和思想作为基础，也没 有先进的理想和信仰作为引导，从而导致这场军事文化的变革未能全面、彻底、健康发展，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后来出现的军事强人拥兵自重、军阀 混战现象与此也有一定关系。
各方利益处理不妥导致军事变革效果受损
保守派改革派为各自利益相互掣肘，清廷不排解反利用矛盾进行牵制
美国史学家杜普伊曾说："上次战争中的一代军人，他们习惯于那些陈旧的武器装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过了时的军事思想，他们正是靠着这些装备和思想飞黄腾达的。"
晚清军事变革反对派的思想之所以保守，固然是由于其观念落后，同时也在于他们是旧体制的受益者。当时，传统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早已习惯弓马骑射，按照近代化的标准，首先需要整顿的就是他们。
洋务运动期间的军队编制体制变革之难，就因为要打破大大小小旧军人的铁饭碗。洋务派每有一项新的举措，保守派总要跳出来设置障碍，导致一些改革进行不下去。
同样，军事改革派的思想之所以先进，固然因为思想观念超前，或者有理想和信仰，具有爱国爱军情怀，但部分原因也在于他们是新体制或新旧体制 转换中的受益者。像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人物，通过训练军队、购买武器、开办军事工业，使自己的势力得到极大扩张。这些内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决定了晚 清军事变革的规模、速度甚至整个面貌。
由于新旧军事体制的转换，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利益暂时受到损失。如果没有给这些人找到合适的出路，尤其是没有安置好那些根本利益受到损害的 群体，改革也不可能顺利向前推进。在清朝兵制由古代向近代转化的过程中，大量湘军、绿营士兵因被裁减后缺乏相应安置措施而流入社会，后来引发了严重的社会 问题。
对此，近代军事家蒋百里曾说："无勇决之志者，不能开裁兵之先；无精密之智者，不能善裁兵之后也。"两者比较起来，有时后者更为重要。
同时，如果改革者得不到军事体制转型带来的实惠，军事变革也很难持续向前推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利益驱使，就没有持久的改革动力。
但是，一旦军事变革成为一个利益大蛋糕时，军事变革局面往往会产生严重的分散性。
在晚清，由于改革派从本利益集团出发，相互拆台，各领域很难形成联合。无论是训练新式军队、创办陆海军学校，还是开办近代军事工业，都是各自为政。更为重要的是，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不但不努力消除这些问题，有些时候还故意制造矛盾，以便于自己扶植一派牵制一派。
当年，曾国藩湘系集团势力过于强大，清廷就放任李鸿章淮系集团，使之与湘系集团抗衡；曾国藩去世后，清廷又支持左宗棠集团，使之与迅速发展 起来的淮系集团抗衡；左宗棠去世后，清廷又扶植张之洞与李鸿章分庭抗礼。清廷采用的这种"平衡"，严重影响了军事变革的顺利发展。
波及全国的洋务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由于政治斗争的影响，在中央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全盘的安排，致使晚清军事变革未能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取得应有的系统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