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田切告诉"笨杀手"一些国际公法的常识：不可以到外国去谋杀不同政见人士。同时，他还出谋划策，希望通过"敦睦交谊之道"来实现中日两国亲交。康、梁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满腹阴谋诡计的刘学询于是大开茅塞，开始做起与日本结盟的美梦。
《两国合好》图，清末扬州杨家埠年画。1903年，俄国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威胁到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在共同的利益之下，中日有了合作的基础。或许是在清政府鼓动之下，中国民间艺术中，出现了宣传中日政治谈判和好的画面。
众所周知，近代历史上，中日一直是对宿敌。然而，近年来，有清学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发现了罕见的史料：戊戌变法之后，清廷曾经主动向日本示好，甚至提出结盟的主张。然而，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外交行动，却难以在清宫档案中找到完整的记录。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孔祥吉教授，多年致力于晚清外交史研究，可他也只找到只鳞片爪的上谕、国书、密电等历史文献，这对于多年爬梳史料的孔教授而言，绝非偶然。
疑问盘桓在孔祥吉的心头，直到日本政府传来一个好消息。
从1971年以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日本防卫厅图书馆等机构，向世界开放了自明治初年以来的日本政府档案。在这批档案中，保存着日本外务省对近代中国的情报分析，远比中国自己的档案还要完整、客观。中日结盟的全部痕迹，在这里静静的躺了许多时日，直到孔祥吉的到来。
话要从1898年9月说起。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慈禧、荣禄为首的清廷守旧势力重新上台执政，他们杀害了谭嗣同等六君子之后，又疯狂地迫害与新政有关的人士，并对逃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耿耿于怀。再加上康、梁等人在海外不断发表言论，痛斥慈禧一伙仇视新政，迫害异己的荒唐言行，更使得守旧派怒火中烧，恨不得将他们立即处死。
然而，当时的内外环境对守旧派非常不利。慈禧等人的倒行逆施，不但遭到了国内进步人士的反对，在国际上也陷入孤立。除了沙俄，英、日、法等国都纷纷对维新派人士表示同情。慈禧、荣禄等人虽然扼杀了改革，却感到惶然，无依无靠。
这时，一个戊戍政变的积极参与者，御史杨崇伊想出一个行刺的主意，他给慈禧上了一道奏折。
杨崇伊，江苏常熟人，光绪庚辰(1880年)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此人虽然才高，但却是那个年代保守派为了投机邀宠不惜误国的典型。
戊戌维新之前，康有为组织了一个强学会，鼓吹变法。李鸿章亦不甘落后，表示赞助，自愿捐金二千两入会，却被"会中诸子摈之"。这些刚刚出道的改革家们，显然是觉得老李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味主和，名声太臭，不屑于与他为伍。
可是，这些年轻人错了，他们太过于意气用事，缺乏政治斗争的策略。他们不懂得李鸿章周围，死党糜集。善于钻营的杨崇伊，是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因此，他自认为是李鸿章一"党"的分子，颇为亲家翁气愤不平。于是他最先上书，弹劾强学会。从此，杨崇伊自认为是戊戌政变的急先锋，并且获得了慈禧的关注。
孔祥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这份奏折。
御史杨崇伊，派人赴日刺杀康有为、梁启超，就是他向慈禧出的建议。
杨崇伊说，他找到一个自告奋勇的刺客，叫刘学询，他愿自备川资，以赴日本考察商务为名，暗行刺杀。值得注意的是，杨崇伊的奏折最后强调："臣所有折片，事关机要，吁恳皇太后密收，即军机大臣，亦勿宣示。"慈禧听取了他的意见，绕开了专业的外交官僚。正因为如此，中国官方档案长期缺席这次外交的记录。
为了说服老佛爷，杨崇伊又去游说庆亲王奕和直隶总督荣禄，他们是保守派的骨干。这个计划最终得到了慈禧的允诺。
那个"舍生赴死"的刘学询又是何许人呢？康有为的死敌。孔祥吉找到1896年1月17日，康有为代御史王鹏运草拟的一份奏折，在文中，康有为参劾广东巡抚谭钟麟与广东士绅刘学询勾结，贩卖华工、私设赌场，贩卖鸦片。于是清廷下令彻查刘学询一案。刘氏为此东躲西藏，终日提心吊胆，从广东逃到上海一带躲避风头。从此，刘学询与康有为结下不共戴天之仇。直到戊戌政变发生，刘学询终于盼到报仇雪恨的时机，于是他找到御史杨崇伊，两人一拍即合。
可是，刘学询毕竟是犯罪分子，又是康有为的广东老乡，清廷到底是不放心，想派个更可靠的人监督他，顺便能帮助他。
庆亲王想起了自己的亲信庆宽。据清宫档案记载，庆宽是内务府汉军正黄旗的贡生，长期在内务府当差，早年曾供醇亲王奕劻驱使。后来，醇亲王因是慈禧的妹夫而得宠。庆宽便鸡犬升天，得到掌管银库的美差。
清末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许多在银库当差的满人，利用出入银库的机会，把银子塞入肛门或裤腿，携带出库。此事现在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在当时却是千真万确的史实。银库是清末北京最黑暗的角落，庆宽长年职司银库，得宠之深可以想见。
庆宽非但多财，而且政治嗅觉极为灵敏，经常留意汉人中有志者所发起的各项革新运动，以为终将有损于满人政权的长治久安，所以赴日行刺，对庆宽来说，是一个求之不得的邀宠机会。
1898年11月22日，清廷正式颁布上谕："知府衔道员刘学询，员外郎庆宽，着自备资斧，赴外洋内地游历，考察商务。"
刘学询与庆宽得到旨意后，并没有直接去日本，而是前往上海活动。他们的目的有两个，以他俩养尊处优，又对日本一无所知的状况，要执行这样重大的使命，必须有日本的内线提供帮助。这种内线，通常在上海一带最多。这是因为，有许多日本浪人长期在上海一带流浪，无固定职业。刘学询企图雇他们动手。
然而，他们二人活动，早就处于一个日本特务的密切关注之中，他的名字叫小田切万寿之助 (OdagiriNasunosuke，1868-1935年)。小田切是日本山形县人，1868年1月25日生于藩儒家庭。1896年6月任二等领事，被派往杭州领事馆，1898年7月16日，升任上海代理总领事一职。小田切其人头脑机敏，办事灵活干练，无孔不入。他到上海之后，广泛结交中国官绅和江南一带的知识分子，并且把他掌握的情报源源不断输往东京。
神通广大的小田切很快掌握了刘学询与庆宽的出身经历，尤其是二人不光彩的历史。小田切于1899年2月8日向日本外务省作了以下密报："刘为广东人、及第进士，曾在广东进行闱姓(一种赌博业，得到官许后经营)业务数年。期间中饱数百万元，现在因为行贿罪，是清国的通缉犯。又庆宽者，旗人，善于绘画，精于古董，曾奉职于北京内务府。其后因不正当行为被没收家财，不得巳在上海同来寓中之刘相互勾结，买取内廷之欢心，得员外郎之职。"
由小田切上述报告不难看出，他对这两人的印象极为糟糕，日本人实在搞不明白，清廷为什么派这样两个劣迹昭彰，为人不齿的败类来执行这样重大的政治使命？
然而，印象归印象，小田切的外交工作还得照样进行，他通过七拐八拐的关系，找到了刘、庆二人，又用了许多时间，了解刘、庆二人的真正意图，并挖空心思地对着二人进行劝导，要他们另辟蹊径。
小田切告诉"笨杀手"一些国际公法的常识：不可以到外国去谋杀不同政见人士。同时，他还出谋划策，希望通过"敦睦交谊之道"来实现中日两国亲交。康、梁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满腹阴谋诡计的刘学询于是大开茅塞，开始做起与日本结盟的美梦。
小田切在给外务省的报告中写道："作为家道殷实的刘学询，并非那种甘冒危险而遂阴谋之人物。又，庆宽年岁既高，且毫无气力。小官不认为他们能承担如传闻之事情(指捕杀康、梁)。"
小田切的这份报告，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北京与总理衙门就此事进行交涉的报告同时送到东京。外务省宫员的初步判断是，慈禧派杀手的问题，并不严重。
刘学询受到点拨，也觉得要想在日本警察严密保护下去行刺，太不实际。如果既搞好了中日交谊，又制服了康、梁，岂不是一举两得。因此，他决计打道回府，先是同御史杨崇伊密谋，然后又同庆亲王奕劻会商。奕劻也深感小田切言之有理，于是他又亲自到紫禁城里去说服太后，要慈禧先忍一忍，不必急急忙忙地杀康、梁。因为，欲速则不达，搞好与日本关系，自然会有办法来制服康、梁，太后终于为奕劻说服，要奕劻抓紧办理。
1899年3月14日下午一点半，小田切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收到一份中华电报公司送来的急电，打开一看，原来是庆亲王奕劻由北京发来的，电报上写道：
庆亲王奕劻，慈禧太后的亲信，保守派之一。
(阴历)二月初三日一钟半庆邸来电：现有商务要事，须与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面谈，请密速来京。
庆亲王这份电报使小田切受宠若惊。他作为一个小小的代理领事， 能得到一位亲王的电报，这可真是不同寻常。经过向东京汇报，青木周藏外相批准了小田切的北京之行，并从机密项下特批800元的活动经费。
1899年5月12日，小田切抵达京师。为了不被人发觉，刘学询直接把小田切安顿在自己在锡拉胡同的豪宅中。
会面地点不是在皇宫，也不是在总理衙门，为掩人耳目，特地安排在庆王府。除了庆亲王本人外，这一次，杨崇伊也来了。客人坐定后，庆王打发走了佣人，关门闭户，拉上窗帘，会谈才正式开始。据小田切向外务省的汇报，当时的密谈内容如下：
"小官向庆亲王寒暄数语后，庆亲王即云：前年我们两国不幸弃玉帛而操干戈，此后东方形势巨变。西风东渐，日甚一日。日清两国情势若唇齿，情若兄弟，当此时艰孔亟之际，岂能因区区小事而误大局！极应联络交谊，振兴商务。两宫深知贵国天皇陛下睿圣文武，故欲以密电与天皇通讯，敦睦交谊，交换意见。不过有一言须讲明。察我两陛下之意，我国非望贵国实力上之辅助，实只望贵国能在外交上能对我国以公道为本而已。亲王又称：此事要严守机密，方能成功。总理衙门与驻东京的李盛铎公使，均不能让其知道此事。为促成此事，欲派刘学询、庆宽两名密使前往贵国，希望领事能与其同行。"
会谈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令小田切感到意外的是，关于康有为一派的事，谈话中居然没有片言只语谈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