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各项新政措施的推行，均离不开财政的支撑。在清末烽烟四起、财政捉襟见肘的状况下，政府应对财政危机的举措严重失当，一方面表现为财政支出未能做到统筹计划、循序渐进，反而盲目无序、操之过急；另一方面表现为协调中央与地方财权之争的努力失败，允许地方经费自筹使得中央财权的控制力更加削弱。
晚清女子学堂
清末各项新政措施的推行，均离不开财政的支撑。在清末烽烟四起、财政捉襟见肘的状况下，政府应对财政危机的举措严重失当，一方面表现为财政支出未能做到统筹计划、循序渐进，反而盲目无序、操之过急；另一方面表现为协调中央与地方财权之争的努力失败，允许地方经费自筹使得中央财权的控制力更加削弱。
盲目无序，操之过急
清末新政改革涉及各行各业，各项措施的推行可谓是千头万绪，举凡兴学、练兵、宪政等等，无不是当务之急。然而，清末政府财力不可能支撑骤然间暴增的新政支出，这里有一个统筹计划、循序渐进的问题，令人遗憾的是，推行新政的清政府却思路混乱、盲目无序、操之过急。
在财政投向问题上，清政府盲目无序、全方位并进。一方面强调兴学是新政第一要务，"最为新政大端"，认为学堂多设一所，中国就多一分生机，学生增加一人，中国就多一主人翁；另一方面又把练兵视为内政第一位应注意的问题，"亟亟以练兵为要"，认为当务之急是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以便于将权力完全集中于朝廷。兴学、练兵两项外，还有人认为"宪政成立，以清理财政为最要"，"而整理财政必以确定全国预算、决算为最要"。
如此看来，似乎各个领域都很重要，然而，都重要就意味着在结果上变得什么都不重要了。缺乏清晰的财政投向思路，杂乱无章，漫无头绪，是清政府应对财政危机举措失当的第一个突出表现。
问题尚不仅仅如此，清政府应对财政危机举措失当还集中表现为急躁冒进。
以发行公债为例，清政府于1898年发行昭信股票1亿两，但募得之款不足2000万两；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又发行了"爱国公债"3000万元，实募之款不满1200万元。清政府举办的几次国内公债均未能按预期计划进行，多中途而废，发行量小，收效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发行资本主义公债的经济基础---近代化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加上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民众缺乏近代公债意识，导致其公债政策的失败。国内公债发行的条件根本就不具备，学界批评其发行失败是因为政府缺乏公信力，其次是政府操之过急。
再如印花税的试行，清政府最高当局再三责令度支部要"迅速研究"，所给期限仅为两个月，严词强调"勿得稍涉延宕"。以这样的心态催生新政策，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还有推行统捐一事，清政府仍是操之过急。户部在未作任何系统研究的情况下，就要求各省在一个月之内改办统捐，实在是过于仓促。半个世纪的积弊却幻想在一个月内革除，充分暴露出清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无奈及其浮躁心态。
面面俱到，面面不到
清政府全方位投入新政、急躁冒进，未能取得成功，还与新政的复杂性有关。比如禁烟政策，本身从道德的层面自然是应予肯定的，只是烟税是新政经费的重要来源，骤然取消，会导致原本就捉襟见肘的财力更加困难。
以四川省为例，当时全省各府、厅、州、县的警察经费均由地方当局自行筹措，其主要来源是随粮捐、契捐、烟捐、烟馆捐、官膏红息等十二项，州县以下的警察分局的经费亦系自筹经费，来源主要有戏捐、官膏捐、灯捐等八项。因此，四川在禁烟后经济困难，万分拮据。
警费之外，烟税还与练兵关系密切。禁烟开始后，绥远将军称，蒙古从来以罂粟培植、鸦片制造为重要物产，绥远城之练兵费实赖于此，禁止鸦片后，鸦片税逐渐减少，军费无着落。最后，不得不求救于度支部。
总之，清末政府的财政支出未能做到统筹计划、循序渐进，反而盲目无序、操之过急，试图快捷推行全方位新政，面面俱到却面面不到。以教育为首要，结果是学生集体背叛清廷，特别是留学生成了反对政府的精英；以练兵为首要，结果是新军集体哗变，成了王朝崩溃的直接铸就者，清朝筹练新军实是自掘坟墓。如此结果，对于清政府来说，值得总结的教训特别是程序方面的教训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