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高手低"维新派
对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一般归结于"变革势力与保守势力实力过度悬殊"，如果全面看待这段历史就会发现，维新派本身就带着注定失败的基因。
维新派的主体，是以康有为为首的一批毫无从政经验的读书人，他们做得一手好文章，纵论国事舌灿莲花，却"言高"而"手低"，贪功急进，缺乏政治谋略。回顾变法进程中那些招致反扑的作为，让人有"书生误国"之叹。
维新派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体现在康有为身上。而康有为的不成熟，则体现在他的"狂"上。
"大陆我最大，愿起神州魂。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写出这首极度自负诗句的，正是康有为。
为宣传变法思想，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假托孔子为维新变法树立理论依据。这两部书牵强附会，为秉承传统文化的士大夫所不容，连赞同维新的清廷官员都不能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使变法失去了重要的支持力量。翁同龢曾提携康有为，但看到《新学伪经考》，斥其"真说经家一野狐"，看到《孔子改制考》，则跟光绪说"此人居心叵测"。大力支持强学会的张之洞，"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后作《劝学篇》"暗攻康梁"。即便是戊戌变法最有力的执行者、湖南巡抚陈宝箴，亦上奏光绪，应下旨让康有为自行销毁《孔子改制考》。
"设制度局"、"改官制"是康有为的变法核心主张之一，施行力度过猛，一下子裁撤京师十余处衙门，"连带关系因之失职者及近万人"。一时间官僚人人自危，自然站到了变法对立面上。而康有为还在建议光绪"杀一二"极品贵胄，以儆效尤。
在慈禧和光绪的帝后矛盾越发尖锐之时，维新派没有设法调和，反而使其激化。光绪给杨锐的密诏，本来是让他和刘光第等人想一个能够把改革继续下去，又不违背太后意愿的方案。而康有为想出的办法是联络袁世凯"围园杀后"。
慈禧在政变当天即下令抓捕康有为，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随后接到袁世凯告密，血腥报复，"六君子"被处以极刑。
一个狂狷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夸夸其谈的"狂想家"，毫无施政经验，亦无政治权谋。这一点，连他的弟弟康广仁都看得十分清楚："伯兄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亡命途中推"新政"
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二年，"山东教案"发生，义和团运动猝然而起。义和团的愚昧、荒诞、横暴不需多言，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古老民族面对西方侵略和文化冲击的强烈反弹。
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在清廷看来"民气可用"，遂加以扶持利用。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进入京津，杀洋人，也杀入了洋教的中国人，还要毁掉一切沾"洋"字的东西。在这种情势之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侨民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又一次侵华战争。
这一次，一向软弱的清廷也空前强硬，"向各国宣战"。这样大规模的宣战，可谓空前绝后。结果，北京在8月14日被八国联军攻破，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
庚子之变，彻底把慈禧打怕了。西逃途中她就开始向列强乞和，并说出了那句足以让她被万世唾骂的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朝统治者成了跪伏于列强脚下的奴才。
庚子之变，好像也把慈禧打明白了。1901年1月29日，逃亡在西安的慈禧以光绪名义颁下谕旨，表示愿意"变法"，推行"新政"。
就其内容而言，"新政"比戊戌变法并无多少新意。不过"新政"发动于慈禧，自然比戊戌变法要政令畅通得多。大体而言，"新政"也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设立工商部，鼓励新施工商业发展，编练新军，废除科举，开始司法改革等等。但清廷面临的形势已然巨变，这些变革远远不足以稳固清政府的统治地位。相反，"新政"的实施加速了灭亡。
在清朝倒台之前，有识之士便已见及。1910年8月，《国风报》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国今日之新政，固速乱之导线也。十年以来，我国朝野上下莫不奋袂攘臂，嚣然举行新政。兴学堂也，办实业也，治警察也，行征兵也，兼营并举，日不暇给。然而多举一新政，即多增一乱端，事变益以纷，国势益以抢攘。
大清朝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在清廷倒台之前颁布了"罪己诏"，痛陈："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图利之网。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
即便是一直为"新政"鼓与呼的梁启超，也渐渐看明白了"新政"之下清政府的实质："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