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特色混合所有制
权力在中国资本主义起步的时候，最初扮演的角色是正面的，也是必须的。
中国资本主义起步时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资本稀缺和平台稀缺。资本稀缺表现为资本少而散，投资工商业意愿低。平台稀缺表现为投融资平台和信用交易平台的稀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能弥补这两个缺失。
权力第一起到了信贷的功能，财政直接投资、或者间接提供担保；第二搭建了投融资平台和信用交易平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信用和社会信任不足的问题。
权力究竟给企业带来了哪些资源呢？
第一是提供资本。
当时中国的资本市场非常落后，开始改革时，根本难以吸纳足够资本发展企业，大多数大型企业起步时，都依靠政府提供的直接融资。比如轮船招商局起步的时候，筹集不到资金，政府拿出了20万军费，否则难以启动。其他不少企业，如上海电报局、漠河金矿、开平煤矿等，都是靠财政的投入才得以诞生、得以维持。
政府投入了这些钱，其性质如何界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一轮混合所有制实践中，清政府坚持了一点：即便投资额巨大，也尽量不在企业占股，所投资金则作为贷款，并且是低息甚至无息的。这个原则，清政府基本能坚持得很稳定，无论在这些企业经营顺利时还是坎坷时。政府有这么多钱投在其中，要派人进行监管，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当然，监管的模式、方式、效率如何，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后世大多数研究者，仅仅从产权登记的角度，认为政府既然不占股份，就不应干预企业，对"官督"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却回避了如何监管国资安全的实际问题，显然是片面的。
对于政府所投的这些款项，如何认定其性质？政府既然不断强调这并非股份，显然不能将其当作资本金；同时，政府又因此为"官督"找到了合法性，显然也不能简单地当作财政贷款，否则贷款方亦没有理由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最为合理的定位，或许是"股份化债券"。国资在"官督商办"中的"股份化债券"定位，正是造成"官督商办"是实际上的混合所有制的根本原因--尽管国资基本上并不直接持有股权。
第二是提供市场。
那就是所谓的"专利"，这并非我们当下讲的"发明专利"，而是基于一定时空的市场垄断的"专享利益"。比如办一家企业，就规定在方圆多少范围内、多少年限内，不再批准第二家，以确保这家企业的市场地位。如招商局作为航运企业，就享受了垄断政府运输业务的"专利"，比如漕粮。招商局的运费大大高于外资航运公司，但政府要扶持它，还是选用它。这种扶持，起步的时候的确有极大的帮助，但扶得久了，企业对此也形成了依赖，对自己的发展就缺乏压力和动力了，最后还是害了这个企业。这种专利是双刃剑，有保护培育的作用，也造成新的垄断和不公，既迟滞了这家企业本身的发展，也压制了其他企业的发展。
第三是提供身份。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对企业家的扶持，就包括基于企业家一定的政治身份。这对于企业家与官场打交道时，的确是一种极好的保护，可有效减少摩擦力。
政治身份的授予或者获取，主要的渠道就是"捐纳"，也就是百姓常说的"卖官"。其实，"卖官"的说法并不确切，自秦代开始，中国各王朝都有捐纳，但一般是只"鬻爵"不"卖官"，捐纳者获得的仅仅是政治身份和礼遇，并不实际掌握权力，这是底线。晚清的后期，底线总是被突破，捐纳者能够获得实职，这就加剧了官僚机器的腐烂和政权的崩溃。
提升企业家政治身份的另一种路径，是官员们带着"救生圈"下海。这些官员企业家一身两制，最初固然有率先垂范、鼓励工商的作用，但后来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与民争利"。
总之，在推行"官督商办"这种混合所有制的初期，权力对资本的扶持作用，是显著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权力的扶持，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法起步的。
但是，权力与资本的这种关系，也带来了相当多的弊端，这种混合所有制形式，先天就带着强烈的病毒性。
第一，权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之后，令资本市场的发育受到极大的关联影响，而资本市场本来是可以作为投资者用脚投票的主要杠杆的。官督商办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虽然也能上市，但几乎所有股票都是记名制的，转让成本十分高昂。同时，权力的过度介入，令这些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投机化倾向和内幕交易现象，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极低，暗箱操作居多。如此依赖，企业的"外部治理"机制难以建立。
第二，作为企业内部治理最为重要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基本虚置。尤其是企业高管的人事任免权，都集中在政府监管部门手中，股东包括大股东，对企业的核心问题缺乏发言权。政府所任命的高管，与股东们的主流利益未必一致，导致日后严峻的委托代理失控问题。
正是在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上的机制缺失，造成这些混合所有制企业腐败横生。
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事腐败，高管们在企业内部任用私人，拉帮结派。
第二个问题是营私舞弊，因为在这类混合所有制之下，实际出资人在企业中的权利缺乏制度化的保障，受委托的管理人获得了巨大的寻租空间，时人所谓"正如肥肉自天而将，虫蚁聚食，不尽不止"，何况，这块肥肉的一大部分还是政府投资，"虫蚁聚食"更是没有心理障碍。
第三个问题是政府的摊派。在政府看来，给了你企业这么大的支持，在政府需要的时候，企业做些贡献，也是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于，如何摊派、摊派多少，都没有明确的规则。规则的缺乏，导致了政府与企业双方博弈成本的升高，也给主事的官员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
那个时代改革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于萝卜快了不洗泥，在应该建立规则、可以建立规则的时候、地方，没有建立规则，可以把水澄清的时候没有去澄清，最终，潜规则取代了显规则、浑水取代了清水，时间一长，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习惯了潜规则、习惯了在浑水中游泳，后世对此更形成路径依赖，导致中国的政商关系长期地陷在潜规则的浑水泥沼中无法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