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无意识转向
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校长"的严复时常半夜起身，捶着胸脯，悲切得哭不出声音。
在壮烈殉国的北洋水师英雄里，既有严复在马尾船政学堂和英国留学读书时的同学，又有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时的学生。
严复的长子严璩曾这样形容说："甲午战争中国大败，父亲大受刺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严复沉痛反思，从此专注翻译著述。
不出几个月，严复就将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完成，而后又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
甲午战火完全烧醒了严复，甲午后一年，郑孝胥记下了见到严复时的形象："幼陵已留须，尚不甚摧颓。"
近一年的写作和译述，严复开始从过去的颓废状态里走了出来。
严复由一个海军总教头转身为启蒙思想家，将甲午战败归结为"非一朝一夕之故，政治上，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人民皆奴隶，自然没有主人翁精神，与民主国家相战斗，无异于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往而不败？道德上人心浇薄自私，军队将领腐败，私卖军火，贪污军饷，临阵互不接应，各顾其私。顽疾尚在学问上，民智低下，不足自存于物竞之际；士大夫于时务懵然，绝不知病根所在"。
严复提出一系列思想主张：身贵自由，国贵自主；自由为体，民主为用；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严复其实就是在检讨洋务运动路线。在《救亡决论》中，他提出中国要救亡就必须彻底学习西学。
越来越多的士大夫也意识到中国国势衰弱这一急迫的问题。所以，严复总结道："自甲午以后，国势大异，言变法者稍稍多见……"
以康、梁、谭为代表的维新派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先进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提出"民族国家"的概念，但他们在认识中国的时候，着眼点已从单纯的国家机器转到了国家的主体--国民。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四日，即马关条约签订一个月后，《申报》有人著文《论和后事宜》，提出仿效西法"许民间自设厂局制造轮船机器"，"兴农务教种植广开垦"，"专设西学堂"等建议。
5天后，又有人提出"中华被动弊变法必先以学校为本"，提出办学校、育人才以求自强的建议。还有的文章则小心翼翼地提出"泰西富强之道在设立议院之故"，希望当道"博采舆论以定可否"使上下一心。
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甲午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集体无意识不再认同先前道路、理论和体制呢？马勇认为，大致说来，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解释清楚洋务新政的真意思。
"一个不敢充分释放社会潜能的体制肯定不是自信的体制，一个不能充分容纳各种发展方式的道路肯定不是自信的道路。"马勇说，当30年洋务运动没有经得起甲午战争考验之后，人们不是对先前道路给予理性反省、善意同情，而是弃之若敝屣，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知识分子跳不出的"框框"
甲午战败让清政府近代化的尝试"归零"，尽管严复坚持中国的近代化应效法西方，但是戊戌后清政府以日本为榜样的改革取向已经十分明显。
"泱泱天朝"大清被"东夷小邦"日本打败，这一天崩地裂式的震撼让中国人重新认识日本，并以此为契机，掀起了一场知识阶层学习日本的热潮。
尤其是在教育上，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会奏《复议新政折》，大力提倡留学日本。1896年，中国向日本派遣了首批13名留学生。此后，人数呈逐年增长趋势，特别是在1902年以后快速增加，1905年达8000余人。
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壬寅-癸卯学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张百熙任管学大臣，他是个推崇日本教育的汉族官员。
张百熙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本进行考察。从大学堂到小学校，据专门对此进行研究的学者赵建民统计，吴汝纶一行仅在东京访问过的学校多达25所以上。
为了学习学校制度，吴汝纶等人在文部省从9月10日至10月7日将近一个月内参加了19次"特别讲演"的听讲，其内容均是有关教育行政、教育大意、学校卫生、学校管理法、教学法、学校设备、日本学校沿革等。
根据吴汝纶的考察，张百熙基本上照搬日本的学制体系，创立了"中国版"从幼儿园至大学的"壬寅-癸卯学制"。
1903年，湖北巡抚端方建立湖北幼儿园。在此之前，中国的学前教育主要由家庭承担。湖北幼儿园是仿日本的教育体系设立，聘请了户野美知惠等3名日本保姆前来经办，并由户野美知惠担任湖北幼儿园园长，主持园务工作，且拟订《湖北幼儿园开办章程》。
该《章程》无论是幼儿园的教育宗旨还是教育内容，都和日本在1899年公布的《幼儿园保育及设备规定》中的完全一样，甚至在幼儿教学中设"日语"，连设备也是从日本购进的。
赵建民认为，尽管"壬寅-癸卯学制"照搬日本的学制体系，但并没有建立起日本那样的近代教育体系。指导思想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束缚，具体操作上也存在刻板和教条的弊病。
甲午战争，中国亲自领教了日本的彪悍。日俄战争，中国目睹了日本的强大。这两次大战带给中国人极大的心灵震撼，于是，"是非渐渐以事后的得失判断，优劣渐渐由竞争的强弱划分"，价值的评价和考虑是非的标准彻底转变了。
吴汝纶的赴日考察，正如他自己所说："东来三月，考览日本学制，未能得其精奥。"究其原因，赵建民认为，关键是其头脑中的"传统观念"和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体制形成的冲突，致使像他这样一个力主进行教育改革的人也跳不出"半封建半殖民地"模式的框框。
这也是当时困顿着中国知识阶层的"框框"。如今，在马勇看来，知识界应该有一种担当，在人类文明的整合、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背景下，知识精英提供思想资源、学术资源推动国家发展，走出历史悲情意识。
正如已逝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所说过的："知识分子不直接治理国家，但他应负有对国家和社会议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