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知识阶层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走得曲折蜿蜒。
这一代又一代人的救国探索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学习西方，从器物到制度。现代文明冲击带给中国知识阶层的震撼难以掩饰，把西方科技作为一种国体修补的"中体西用"，最终让中国知识阶层难以跳出"半封建半殖民地"模式的框框。
但正如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所说过的："知识分子不直接治理国家，但他应负有对国家和社会议论的责任。"
受排挤的变革思潮
19世纪70年代，距离甲午战争还有20年的时间，复旦大学创办人之一张謇还是一介书生，供职于大清朝淮军"庆字营"旗下，与袁世凯成了"同事"。
这让张謇有机会在甲午战争前和日本有正面接触。
1882年，朝鲜发生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庆字营"奉命支援朝鲜平定叛乱，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军赴汉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的研究显示，"早在19世纪70年代，张謇已开始接触日本。"
作为晚清时期对国势、政体的反思者，张謇初次接触日本就得出一个结论：日本的强大是因为日本有自由资本主义，中国应该以实业救国，不能再搞国家资本主义，要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资本主义。
张謇所说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前辈"魏源、梁廷枏的笔下早有涉及。
19世纪40年代初，经历了鸦片战争的痛楚，多数士大夫们仍在"天朝上国"的梦中游荡，极少数反思者开始警醒。
1841年5月，被革职的林则徐离开广东时，与岭南学者梁廷枏在码头依依惜别。看着林则徐的背影，梁廷枏倍感惆怅，决意以笔为剑。为让国人明白列强之"强"究竟强在何处，他开始撰写《海国四说》。
与此同时，受林则徐之托，魏源也在林则徐《四洲志》基础上广搜资料，编写《海国图志》。在书中，魏源建议，中国应该尽快发展自己的工业、商业、航运业、金融业，不仅应大度接纳西方人来华贸易，而且应该"互市"，要求西方也要向中国资本开放市场。
魏源还刻意介绍了英美等国民主制度。不过，魏源没有像梁廷枏一样洞察到民主法治的重要性，梁廷枏把西方列强之"强"的根源追究到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
20年后，斌椿的《乘槎笔记》问世，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早亲历欧洲的记述。
林则徐、魏源之后，中国开始有读书人走出闭锁的国门，到欧洲及日本去学习、游历和出使。
1866年，63岁的斌椿受命偕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专程游历欧洲。到欧洲后，他第一次见到火车、电报、纺织机、抽水机、高层建筑等工业文明，这一切给这位从东方古老封建国家来的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海国图志》到《乘槎笔记》，鸦片战争后的20年间，中国人对于欧洲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冲破了两千年来未能克服的局限和偏见，对一直被认为是神秘荒诞的西方世界有了直接接触，开始面对世界现实和了解西方的工业文明。
变革思潮仅是在极少数学者中蔓延，多数知识阶层仍在"沉睡"。比如，梁廷枏的思想在当时过于超前，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太开放、太宽容，《海国四说》一面世就受到社会的攻击。
而魏源的《海国图志》也同样没有转化为变革的力量，只有"师夷长技以制夷"被后来的洋务派推为发展技术的一句口号。
没有说清楚中国该往哪里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清王朝精英权力圈的"李鸿章"们开始探索"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路，洋务运动拉开序幕。
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在研究者马勇看来，自卑中的中国独善其身，确实有所发展，不过，这些精英们后来亢奋得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清朝的资本全部都在官办企业，没有企业家，只有买办和"红顶商人"。用马勇的话说就是："我们只有资本，但没有资本主义。"
在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权臣的亲力亲为下，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制造局迅速创办、发展，而且个个都是官办企业。
"这种国有经济有一个好处，就是发展速度确实快。"马勇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1871年，洋务运动发展到第11年时，李鸿章跟日本人谈判的底气就不一样了。日本人指手画脚："你们不搞自由经济体制可能是不好的，资本的发展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李鸿章以"你们做得好，但怎么没我们这个经济力量"还击。
马勇在研究甲午战争时发现一个问题，"统治者在前三十年洋务运动中，没有把目标讲明白。"
19世纪中后期，"西学中源"成为洋务派的时代思潮。郭嵩焘、曾纪泽、张自牧、郑观应、陈炽、薛福成等大抵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无不持"西学中源"说。
"那时的统治者只讲了'中体西用',但没讲最后要通往的是哪里。"马勇说，在中国这个有悠久文明的国度里，如果一上来就讲全盘西化是不可思议的。
其实，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里，中学和西学之间的比重是在不断调整的。19世纪60年代是学技术，19世纪70年代已全面引入西方法律体制。"这就已经不是技术问题了，再不按照《万国公法》走，就没法和其他国家打交道。"马勇解释说。
但清政府没有说明中国应该如何走，知识阶层也对此很模糊。一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还在坚守老路。就像张之洞1898年春天在《劝学篇》中讲的那样："议会政治，中国是不要的了。"
日本却不是这样，日本人发现东西方之间的差别，就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近代工业革命导致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上，所以日本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脱亚入欧"。
从1868年开始，日本实行制度变革，搞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制，带来了和中国不一样的结果。日本明治维新才二十几年，民间经济就成长了。甲午战争时，日本有六千家合乎现代企业规范的企业。
"甲午战败证明了我们的制度不行，我们的文化不行。它的危害性在哪儿？它使中国人的心理出了大问题。"马勇说。
在研究甲午战败时，马勇深刻意识到，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留给中国人的心理疾患确实太严重了，中国人总被一种"失败的阴影"笼罩着，学习西方不是单纯的学习，而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马勇说："学习人家是为了打败人家，而且总是公开地这样说，这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