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学校培育演讲人才
在基督教学校中，学生不仅要进行演讲课程训练，而且要定期参加社会宣教实践。这种严格的训练和锻炼，使基督教徒一般都具备了优良的演讲素养。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非信徒，也同样深受演讲氛围的感染，具备相应的兴趣和演讲能力。
广州真光女校的学生，经常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前往博济医院的女病房探视和安慰病人；她们也会经常前往一些农村传教站设置的主日学校，为教民提供免费知识讲解，有些女生，还在女传教的鼓励和支持下，前往从未涉足过的地区开展教务活动；每学期开学时，学生还要向老师和其他学生汇报假期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那夏理曾经回忆一位8岁女生每天对父母诵读经文，令家长惊讶不已"。1888年，真光中学还组织了有45人参加的妇女传道会，该传道会的整个活动均由学生自己安排，深入不同的农村地区和家庭传教。高年级的学生还成立了"播种者"组织，四处进行演讲活动。新成立的师范培训部也组织了"辩论社"团体，训练学员。
1911年，岭南学院的基督教青年会每星期日下午组织四队传道队分赴附近乡村播道。青年会还曾派会员到医院、工厂传播福音。后来，该学校的基督教青年会在罗拨义校，开办了暑假圣经班，向村童讲授圣经。
从宣讲福音到传播新思想
传教工作的特点决定其必须面向民众公开宣讲和说教，当众演讲成为传教士的一项基本职业要求，而演讲说服力的成效，则往往取决于相应的思考广度和深度，尤其是面对着苦难的民众时，某种结合现实生活的说教，很容易激发听者的思考力，这也最终同样会激励着新思想的培育。对于一个近代革命思想策源地城市--- 广州来说，尤其是如此。晚清比较著名的由基督教会培养的传教助手如梁发、杨庆等，不仅是成功的演讲者，而且也是具有激励与启发力的鼓动者。史载，晚清广州有一位满族人保伯，自从皈依基督后，酷好读经，每有会意，便欣然宣传。此后言辞每见犀利，深恶满清之腐政，因此招忌，遂为政府所捕。清衙囚之以铁笼，置将军府衙前示众以辱之。"然保伯处之泰然，日对围观者演讲福音，劝众悔改信靠耶稣。以铁笼作布道之讲台，以衙门为撒种之场所。在清政府以此辱之，在保伯反以此荣之；因获此机缘向民众宣传救道也。……观众见其容若天使，听其言如利剑，因而悔改信道者，亦不乏人。"到了后来，由于基督教会出面与官府协调，保伯终于获释。
这种来自基督教布教福音的演讲，最后竟至于上升到了社会政治活动层面，其实也是晚清广州社会思想开化进步的一种表现。两广浸信会华人之首任牧师杨庆者，中山县人，年少而有大志，聪明过人，1844年由叔牧亲自为他施浸入教。未几，远适美洲，在彼邦许愿献身事教会，于是专攻神道。"及后，杨庆整鞭归国，传道故邦，即在广州南关东石角之浸信会第一支会任牧铎……杨庆热心服务，长于布道，每礼拜必往沙面向工人布道，每星期必至八约教会演讲'街书'，数十年如一日也。"杨庆的某些言论日趋激烈，后来还影响到了其子杨英才，杨英才习西医，热心革命，后来为清政府所拘捕，施以酷刑，由是牺牲。
演讲风习培植社会公德
1889年，基督教的惠济善堂，牧师"每日清晨施赠医药，午刻宣讲善书，振馈发聋，扶危济急，人咸歌颂不置"。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中华基督教会惠爱堂，曾在广州惠爱东路出赀购地，在该地"创办儿童游戏场、讲演堂等，以增进儿童教育，德良意美，可佩可钦。"同个时期，兴华自立教会的"倡办家庭团契"，每两礼拜一次，并请属该区各教友赴会，彼此接洽。其秩序有简短演讲、祈祷、读经及歌诗、音乐等。然侧重交际、自由谈话。华人自立教会的奋兴大会，一般是连续三四日，甚至六七日，教会届时聘请宗教界名流向信徒进行系列演讲。所讲主题一般围绕"教会之使命"、"基督徒之新生活"，以满怀激情的演讲去震撼观众的心灵，呼唤对社会慈爱，以及对主恩普照之下的现世新生活的憧憬，往往具有很大的社会感染力和吸引力，从而培植着社会公德意识并且成为市民效仿的一种时尚。
从被动听讲到主动演讲
演讲之风渐为晚清广州市民所熟悉、接受和效仿。这种新的社会风习，肇始于单一的宗教情感的激发和鼓励，而后逐步上升至市民关心的公共事务，甚至于国计民生之大计。广州基层民众，时常通过倾听宗教福音，显露心声和意愿，进而置身于交际氛围中，其热情及于时事生活，易受感染和激励。广州之上流社会，则形成了以演讲为媒介的聚众议事、名人讲坛等新型社交方式，深化了群体参政意识。演讲之风在一个各阶层似乎均能认可的高度，培育了近代市民意识和新的民生观念，推动了近代城市化进程。
1870年，陈梦南先生赴广州参加童子试，投宿于广州府榨粉街惠爱八约近处。考场劳顿之余，到街前散步。当时适逢榨粉街之福音教堂门大开，"堂中宣道之声直贯街外，听众云集。""遂入而听之，收堂后，众人皆出，先生仍端坐凳上，如有所待。黄先生异之，再与谈道，并授《天道溯原》一本。先生欣然承受，辞归寓所，披览竞日，大有会心，以为相见之晚也。自此常到堂，审问雄辩高谈。夜则读教中书籍，务欲将福音之道竟委穷源而后已。"及后，"常约六七同志，晚膳后，雇一小舟，直造蛋户，详讲福音，有因而悔改者。"这是目前最早的关于广州教会自立创立者的记载。
来自社会下层群体的热心与乐趣，也似乎更能提升广州演讲风习的群体化、大众化效应。当时，广州下层民众似乎对演讲之风大加欢迎。1906年的《时事画报》曾以《演说纪盛》为题，做了十分精彩的报道。其报道题目非常醒目，曰："演说为无形之教育。"详载曰："演说为无形之教育。以之开化中下社会，推为绝大之功用。丙午(1906)正月朔日，连日有志士数君，联袂到海幢寺相继演说，环而听者约数千人，均侧耳凝神，异常恬静。迨将日夕。数君欲行，而听者环绕揖请再演。数君告以唇焦舌敝，万难再继。约以明日，始得从容而去。可觇中下社会之智识，较之前时，日进千丈者矣。"当时，环听者达几千人之多，尚劝其继续演说，直到无能发声为至，可见众心迷恋听讲之热心程度。
1906年底，《时事画报》又做了"登台演说"的一个有趣报道，说一位留学东洋归来的学生，打算在广州成立"说演社"，以宣传时事。"泰东西文明国，遇有关于社会风化事类，每由热心志士，谱为讴歌。或编成剧本，登台演说，以动人感情。开人智识，为进化之大助力。兹有香山刘君均理，曾游学东洋，有感于此，归而联合报界学界诸同志，组织一'影响说演社'，拟将中西时事，可以灌益现在中国社会者，庚续串演。现拟择地于惠爱七约。为创办基址。约俟三个月后，串练成熟，便即出演云。按吾粤剧界腐败已极，近日志士已接续倡办新优界足为优界前途贺。"当时这位留学生打算创办说演社，针砭时弊，特选择这一组织形式作为改造现实社会的一个渠道，可见，其对演讲的社会力量所寄予的厚望，以及演讲风习自身所具备的培育新思想功能的一种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