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一大批教堂、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在广州出现。由传福音开始，一系列演讲会在众多公共场所进行。以后对广州文化影响潜移默化，作用不可低估。
晚近广州，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百年风云，如白驹过隙，沉淀在历史记忆里的，既有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也有小桥流水的生活细节。有时，触动人心的，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大城小事---"城记：近代广州细节"要呈现的，正是一幅晚近广州的"清明上河图"，具体、细碎，小处见大，还原这座烽火城市的热辣镬气。
美国女传教士那夏理创办的岭南第一家女校：真光书院。
广州作为两次鸦片战争的重要发生地，在战后很快成为一个条约开埠城市和东西汇流的窗口，一大批教堂、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在广州出现。由传福音开始，一系列演讲会在教堂、医院、街头、码头以及众多公共场所进行着。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广州的城市文化潜移默化，其作用不可低估。
西方宗教演讲风习的传入
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广州本地社会相对缺乏普遍性的聚众演讲人际交往方式。由于传统社会出于地方秩序和治安稳定的顾虑，对于诸如此类的民间聚结形式是予以种种限制的。而面向大众的演讲风习的正式形成，则与西方传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传教士不仅把演讲的风习带到广州，而且培养了演讲人才，培育了民众乐于参与的社会文化氛围。
广州早期的宗教宣讲活动，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在当时来华外国人的笔下，保留了诸多相关记述。例如，1836年，美国人京威廉等一批传教士，已经获准在广州的街头传道。《晚清华洋录》记载："他派发传单和中文圣经，不断招纳信徒，有些人甚至被训练成为牧师。他常站在离十三行半哩左右的大新路和下九路的路口；而其他传教士则会聚集在大德路、一德路和下九路附近。有些外国传教士会说广东话，用广东话传教。有些索性用英语传教，由一个中国助手负责翻译。"
在早期盛行的医学传教活动中，传教士也选择以医院作为演讲的平台，向病人及家属群体宣讲道义，实施感化，寓宣讲于病人医治过程中。广州博济医院规定，凡是"所有能够走动的病人，连同前来探访的友人和陪护的仆人，都必须参加晨祷会和听讲福音。"1835年11月-1838年2月，眼科医局和"中华医学传道会"先后在广州正式成立。眼科医局的开创者伯驾在日记写道："我深深相信，更没有其他事情，能比这些异教徒的情况更令我关心的了。藉着治疗他们的身体，我们宣讲上帝的福音，以此来触动他们的心灵，使归于我主。每一个来这里寻求健康的人，都是得到天使的指引，是上帝的羔羊。无论如何，这似乎是唯一打开的大门。让我们进去吧。"
广州市民听众群的数量由于传教医务活动的开展而不断增长，伯驾牧师在自己的报告中写到：其中的一些人清晨两三点钟就提着灯笼离家出行，以期不会误时来到医院。假如收住病人的数目超过当日名额，他们就会选择提前一日行动，而于夜间守候在医院门口，以便在届时可以得到一张挂号单。医院门口总是人满为患，当地的官员和民众大量涌来，街道上停满了各式轿子、车马、车夫等，随从及家属站满了医院周边的空地，整个场面繁若集市和庙会。传教士就活动在这些拥挤的人群中，以高声演讲的形式，向他们宣讲基督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