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和马克思所见略同。马克思在1862年曾这样批评太平军，说"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中国记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重要的是，马克思点明了太平军并不是新的健康的力量，而是和老统治者一样，是那个"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同样，鲁迅对于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的揭露也指明了这一点。
这种对阿Q精神包括对他革命要求的彻底否定，清楚地浓缩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真是"卒章显其志"。作者以冷峻的目光和悲悯的心情写了阿Q被处决前的心理活动，更写了跟踪围观行刑的群众的精神状态。实际上，这是一些有着各自不同姓名的阿Q，如果处决的是他们中间的另一个人，而阿Q在人群中观看，那情景完全一样。从这些观看和被观看的阿Q身上，突显出国人的愚昧、麻木、冷漠，人与人之间的不相通。
这就是鲁迅早年所说的"中国人的人性缺失"，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缺乏诚和爱"，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人，也不把别人当人。鲁迅写《阿Q正传》，为国人提供这面镜子，就是要促使他们觉醒、奋起，去"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这不就是辛亥革命刚刚开创就被打断的民主共和的新时代吗？
【继承辛亥精神，继续改革开放】
100年后回望辛亥，90年后重识阿Q，我们从这两面镜子里看到的远不止辛亥当年和未庄一地，而是170多年来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也就是当年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辛亥革命就是这"变"中的关键一步，阿Q的变与不变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抚今追昔，在看到巨大进步和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承认：革命尚未成功，阿Q还没有死！
面对当前中国的现状和人们为之焦虑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出路问题，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并未超出鲁迅和马克思当年的观察和判断，今日中国尚未走出中西文化冲突的困境，依然是不同文化传统的碰撞，依然是两种不同"革命"的抉择，当然，最终还是要走那条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目前中国的思想界似乎很热闹，百家争鸣。实际上都可以划入三大派：一、尊孔读经的新旧儒学保守派；二、倡导民主宪政坚持改革开放的改革派；三、坚持兴无灭资、革命造反的新老左派。这三派都是很有来历的"老字号"，都出现过显赫人物：尊奉孔儒的保守派中有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有拥护袁世凯称帝、帮助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腐儒遗老；改革派的先行者应从魏源算起，接着是自强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大潮；新老左派的先辈，有陈胜吴广、黄巢、宋江、李自成、张献忠，近代的太平军、义和团，直到上世纪的"文化大革命"。
这三大思潮也就是鲁迅所说的那三个时代，用关键词标示其本质特征是：专制、造反、改革。鲁迅写《阿Q正传》和《灯下漫笔》，就是要否定专制和造反，期望国人回到辛亥革命开创的改革之路，进入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不做奴隶的新时代。对此，马克思有更明确的评判，他在谴责鸦片战争英国人侵华暴行的同时，客观地从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对当时冲突各方进行了评判。他称满清统治者为"半野蛮人"、"陈腐世界的代表"，称太平军为"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中国记事》)，称英国人为"文明人"，"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并判定满清帝国将要"死去"。显然，这里所说的是不同的文化性质，不同的文明程度。鲁迅把游民造反导致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放在最前面，是因为那种"下于做奴隶的时候"更野蛮更原始，离现代文明更远。
鲁迅的这些看法，当时可说是知识界有识之士的共识，只是说法不同；如黄远生、杜亚全的"游民文化"说，梁启超的"无业阶级"祸害说等，实际上谈的都是阿Q的革命即造反问题。他们的看法基本上和鲁迅、马克思的看法一致，认为那是一种阻碍社会进步，延缓历史发展的强大阻力。可后来兴起的"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新观点逐步流行，并成为主导意识形态，于是，一切都颠倒过来了。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近代史，竟成了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三大革命"一脉相承的革命史。把新的革命与旧的造反扯在一起的同时，砍掉戊戌维新并指责辛亥革命"不彻底"、"失败了"，因为没有发动农民起来造反而造成农村的巨大变动--上面提到的冯雪峰、周扬、胡乔木等对《阿Q正传》的曲解，就来自这套既远离历史真相又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游民造反历史观"。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区分两种根本不同的革命，即阿Q所向往的那种游民造反与现实中已经发生的辛亥革命。游民造反古已有之，辛亥革命则是20世纪新出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一步。更重要的是二者性质的不同--游民造反是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保障，而产生的仇恨所驱动的非理性暴烈行动；辛亥革命是由明确的爱国思想和对内外形势的清醒认识所促成的政治革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并自觉借鉴现代文明的社会改革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真正开端。
还是鲁迅说的："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历史也已证明，凡游民造反都不是改革而是破坏。黄远生就说过，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不过是"盗丐与盗丐相斫之历史而已"(《游民政治》)。西方世界从文艺复兴开始走出中世纪，就是由知识分子引导前进的。辛亥革命中最先觉醒的，以牺牲生命唤醒国人的，革命中的领导和骨干，全都是知识分子，有许多还是留学生和华侨，其中不少人是西方宗教信徒。有这样的文化教育背景，这样的精神资源，决定了这场革命没有重演历史上不断重复的那种改朝换代的血腥悲剧，而成为一场相对文明理性的伟大社会变革。
在近年来流行的"告别革命"声浪中，有人把辛亥革命也扯进去了，大概是误把它当成了一场简单的暴力革命。事实上，辛亥革命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而是各界仁人志士共同从事的"国民革命"。革命中有暴力，是有限的；有战争，是局部的，更有南北议和，谈判协商，妥协退让，因而流血少，破坏小，时间也短--全程十几年，从武昌首义到民国建立才几十天。革命追求的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翻身、复仇，而是自由、平等、博爱--近年来人们常谈及英美革命与法俄革命的异同优劣，试把辛亥革命与之相比，看是应该"告别"，还是应该继承？
显然，游民造反与国民革命，这是两股相反的历史潮流。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和新文化发展的主潮；太平军造反和义和团骚乱，是历史的逆流，文化的病变。以往的历史如是说，中共两任总书记陈独秀和张闻天也如是说。他们也都肯定从戊戌到辛亥到"五四"这条历史主潮、主线，而且都承认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却都没有提到"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相反，陈独秀还特别指出：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以后"才能进行，否则操之过急，就会"使国民革命受最大的损失"。(见陈独秀写于1923年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张闻天写于1940年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
不幸的是，这样重要的历史文献竟被淹没了半个世纪。而这期间流行的，正是上述农民起义(游民造反)的历史文化观；正是它们，造就了一代红卫兵，也就是鲁迅所说的"阿Q似的革命党"--在此应该补充的是：我们在"文革"中曾被打倒批臭，却也难辞自身的罪责，都说文艺、教育、新闻界是"文革"中的"重灾区"，我说也是"重疫区"--那些崇尚暴力、鼓励复仇的东西，不都是通过我们的口和手传送给年轻人的吗？
事情本来是清楚的，"文革"就是从评价太平军、义和团开始的。批判李秀成，否定戊戌维新，就是肯定洪天王的"天国"和"天话"；热情赞扬义和团特别是红灯罩，就是诱导青少年造反。可见，"文革"源自中国本土的古老游民文化传统，是地道的国货、土产。及至读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又对照读了他的《在祖国的一年》和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才恍然大悟，原来外国也有游民、游民文化。"文革"就是中国古老游民文化的"古为今用"和外国游民文化的"洋为中用"的两结合，所以才那样光怪陆离。
事情本来是清楚的，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始终贯穿着不同文化的冲突：先是曾国藩以儒家的纲常名教传统打败了洪秀全借假洋教胡诌的"天话"；接着是李鸿章的"中体西用"天朝正统败给了刚刚脱亚入欧的日本新兴势力；再后来，是孙中山的"揖美追欧"民主共和新思维，击败了八旗子弟维护其"家天下"的最后挣扎，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然后，又经过几番风雨，好不容易扭转了"文革"逆流，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回归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正确道路。显然，从曾国藩的纲常名教到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再到这一次的改革开放，这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和发展。明乎此，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无需多说了。
辛亥革命本是打破闭关自守，实行改革开放的源头；《阿Q正传》原是从爱出发的启蒙主义文学经典。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鲁迅诞生130周年和《阿Q正传》问世90周年之际，都应还其本来面目，既要放眼世界，又要勇于自省。在此，让我们重温这两位真正的伟人的两句警语：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鲁迅)
辛亥百年，重识阿Q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