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阿Q的"革命"，鲁迅说这就是"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显然，他想要的就是改变身份以攫取财物，掳人妻女，复仇泄愤；这一切均来自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丛林法则，既无理性思维也无道德约束，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其实，鲁迅自己曾多次谈到《阿Q正传》的内容和创作意图，说得最清楚也最深刻的是两篇文章：《俄译本〈阿Q正传〉 序》和《〈阿Q正传〉的成因》。在前一篇文章里，鲁迅首先谈到他的写作意图，说他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接着，他解释"现代"和"沉默"的意思，说"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这就是说，现代民主共和的国家已经建立，而人民的灵魂、观念、习惯等都还停留在过去。古老的传统、圣贤的精神枷锁还紧紧地束缚着他们，使得他们互不相通，像压在石头底下的野草一样，默默地萎黄、枯死。可见，鲁迅写作《阿Q正传》，是给国人提供一面镜子，一面能够照见自己灵魂的镜子，像西方哲人早已说过的那句警语："认识你自己！"促使人们从愚昧麻木中警醒奋发，实现"人的发现"、"人的觉醒"。
直到逝世前两天，鲁迅在未写完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的文稿里，再次谈到辛亥革命，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焦唇敝舌"，当指他那些被人说成是"骂人"的社会文化批判文字。其实，他的文学创作动机也一样，都是唯恐辛亥革命所创建的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再走回头路。 《药》里的夏瑜令人想起革命先烈秋瑾，这已是常识；《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孤独者》乃至《伤逝》，所表达的都是在怀念民国初年的"光明"和"希望"的同时，更为眼前的复辟倒退而深感忧虑。
【阿Q的"革命"】
鲁迅没有正面写辛亥革命，却以不少笔墨写了另一种革命，即阿Q的革命。那是辛亥革命所激起的历史回声。这一内容在整个作品中占有近1/3的篇幅，不幸的是，恰恰是这最重要的部分，却一直不被人们注意且被曲解。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回归五四"的艰难历程中，才逐渐有人重视并真正领悟了鲁迅的远虑和卓识。
1951年，冯雪峰发表《论〈阿Q正传〉》一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对《阿Q正传》进行解读。他首先判定阿Q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里最受剥削压迫的雇农，因而肯定阿Q的革命是合理的历史必然。并由此推论：辛亥革命没有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反而拒绝农民的革命要求，所以必然要失败。
这里必须说明两点：第一，这些妄断谬说并非雪峰的独创，而是来自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威话语。这些谬见在那以后广为传播，进入了大中学校教材，成为唯一正确的定论，使得人们习非成是，离鲁迅愈远。第二，笔者一向尊敬雪峰，接受并传播过上述观点。他晚年的反思--认识并指出鲁迅与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区别和对立，对我很有启发。所以，这里的议论并非针对雪峰，实际上也是笔者自己的反思和自省。
真的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不存偏见的人都看得出来，鲁迅写的是一个流浪汉即游民，他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土地，也没有租种别人的土地，靠游走于城乡之间打零工为生。显然，与《故乡》里务农的闰土不同，这是个典型的游民。至于他为什么那么穷，鲁迅没有写赵太爷怎样克扣他的工钱，他又向谁借了高利贷以及交纳了什么捐税，鲁迅写的是阿Q在酒店里的买和赊，在赌摊上的赢和输--这大概不能说是受剥削吧。
阿Q确实常常受人欺侮，小说里具体写了他三次挨打：第一次，他酒后夸口说自己是赵太爷的本家，论辈份还长两辈，这无异于说赵太爷是他的孙子，为此挨了一嘴巴。第二次是他路遇假洋鬼子，脱口骂了句"秃儿，驴"，为此挨了三手杖。第三次就严重了，他竟当面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在今天大概叫"性骚扰"。从此，未庄的人谁也不愿再让他进家门，于是阿Q的生计就成了问题--这一切，能说成是"阶级压迫"吗？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Q听到了辛亥革命的风声，求生的本能和复仇的情绪，促成了他"翻身"的渴望和幻觉，对此，鲁迅写得非常清楚：
"造反了！造反了！"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他更高兴的走而且喊道："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在阿Q的心目中，革命就是"造反"，就是戏台上不断表演的"发迹变泰"、"报仇雪恨"的故事。于是，酒后的阿Q想到了金钱和女人等，并把未庄的女人一一加以比较：谁的妹子，谁的女儿，谁的老婆，她们的年纪、容貌、体型……
这就是阿Q的"革命"，鲁迅说这就是"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显然，他想要的就是改变身份以攫取财物，掳人妻女，复仇泄愤；这一切均来自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丛林法则，既无理性思维也无道德约束，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里说得很清楚："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此后倘再有革命，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在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接着，鲁迅记下了一个多月前和几天前发生的两件事：一件是处决犯人时，竟然连发七枪；一件是用铡刀行刑，犯人身首异处，观者惊怖。鲁迅说："这简直是包龙图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鲁迅在告诉人们，阿Q的革命、阿Q似的革命党的出现，就是这样的历史大倒退。显然，鲁迅为日后可能出现阿Q似的革命党而深感忧虑。
此文写于1926年12月3日，三个月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出来了。不知当年陈独秀在拒斥这篇报告时，是否想到了老友的《阿Q正传》？
【唤醒国人"诚和爱"的作品】
读过《灯下漫笔》的人，大概都会注意到鲁迅为中国历史所作的概括，那两句话，二十个字：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在《阿Q正传》里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七章以前所描绘的江南乡村，贫穷落后的未庄的日常生活，阿Q虽穷且贱，却能在不断的"优胜"中悠然度日--这不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吗？后来，阿Q在走投无路之际听说城里"革命"了，于是想到了"造反"，进入了"我想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梦魇--那不正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吗？鲁迅从来没有把造反与革命扯在一起，在他那里，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刘邦、朱元璋，以及黄巢、宋江、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都没有得到过正面评价，他从未称他们的反叛行径为"农民起义"。他说得很清楚，造反是改朝换代的工具，无助于历史的进步，所起到的是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国两千余年的秦制就是在这种"一治一乱"的循环中延续的。专制与造反，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花纹不同，价值相等；造反给社会和人民所带来的灾难，往往比皇权专制下的"治世"更惨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