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会演讲之风推动下，演讲活动在广州成为一种非常重要而体面有效的、处理社会公共事物的方式，也是社会交往方式的一种深层次的变革 。
城記 近代广州细节
晚近广州，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百年风云，如白驹过隙，沉淀在历史记忆里的，既有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也有小桥流水的生活细节。有时，触动人心的，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大城小事---"城记：近代广州细节"要呈现的，正是一幅晚近广州的"清明上河图"，具体、细碎，小处见大，还原这座烽火城市的热辣镬气。
1912年5月7日，孙中山在岭南学堂马丁堂前演讲后与师生合影。资料图片
在教会演讲之风推动下，演讲活动在广州成为一种非常重要而体面有效的、处理社会公共事物的方式，也是社会交往方式的一种深层次的变革 。从普通市民、各界名流到市政当局，都对演讲倾情接受，并有效地加以利用。可以这么说，广州近代化过程中思想解放浪潮的到来，演讲功不可没。
名人演讲提高社会功能
演讲之风渐开，晚清广州政要名流也乐于到大学举办座谈会、演讲会。
1908年7月3日，岭南学堂在学校夏令休假期间，特开茶会，遍请全体学生父兄参加，并由监督晏文士转请粤省官绅与美国领事莅临。广东提学使沈曾桐应邀参加这次校园茶会，并在会上作了演说。他讲述了开展西学教育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并对岭南学堂的西式教育成绩大加肯定。沈曾桐原为光绪进士，一直主张变法维新，致力提倡西式教育。茶会之后，他还与岭南学堂员生与粤绅合影。另外，在此次茶会上，学校还向来宾募捐，用以建学生宿舍，来宾踊跃捐献。这一活动也很好地显现了演讲风习提升社会公德时尚的功能特点。
民国肇始，以岭南大学为典型，风靡广州的名人讲坛逐渐形成。1912年5月7日，刚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回粤应邀到岭南学堂演讲。孙中山在岭南学堂的马丁堂前，向师生发表了"非学问无以建设"的重要演讲，呼吁师生以好的学问建设社会，造福社会。5月9日，孙中山又应邀到早年求医时的博济医院附属医校故地礼拜堂中演讲。孙中山说："兄弟今日返来，得立于念年前从学之地，与牧师兄弟姊妹同聚一堂，诚梦所不及……为基督徒者，正宜发扬基督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惟望此后勉力前进，同担责任、得享宗教之幸福。是兄弟所祷祝者也。"孙中山在这里呼吁的"政治、宗教同达完善"就是日后基督教"人格救国"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23年12月，孙中山还在众多广州政界要人的陪同下，再次访问岭南大学，并向岭南师生发表了"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的演讲，希望学生担负起建设民国的责任和使命。1924年5月2日，黄花岗起义十四周年纪念之际，岭南大学盛大设筵席，开黄花岗起义纪念会，并邀请孙中山先生在大礼堂进行演讲。孙中山在演讲中动情地鼓励青年一代学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广州的其他主政者，也不时来校演讲时政。1917年，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曾多次来岭南大学参观，与师生座谈并进行演讲，使岭南大学成为广东推行新的高等教育的基地。1921年4月5日，陈炯明参加岭南大学植树节仪式并发表演说，环听者不下300余人。1922年广州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1925年广州军界名人李福林，及后来的抗日名将蔡廷铠等，也都纷纷莅临大学名人讲坛。
广州的名人讲坛，将演讲的社会功能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面。
社团以演讲参政议政
伴随着广州社会对演讲之风的欢迎，演讲逐渐成为各种社会团体参政议政的新方式，以及公共事务领域中用以追求共识、和谐的交涉媒介。
对于众多社会团体而言，演讲往往是一种最终能够为其内部成员所接受的、用以协调内部矛盾的温和处理方式，例如，在晚清的拒约运动、保路运动中，社会变革的新思潮同样在广州社会涌动，并通过演讲的形式喷发出来。1910年3月8日，粤省国会同志会和粤省绅商庶，假华林寺开国会请愿同志会第三次会议，各界人士冒雨前来。会议内容基本都是犀利的政治演讲。杜贡石起言："政府今日诿言国民教育程度不足，不肯速开国会，是政府恐国会一开，对于国民须负责任也。政府虽欲放弃责任，国民断不能许其放弃。人民对于政府有损失权利之行为，务须实行监督，揭发其阴私，指摘其罪恶，使国民皆知政府之上负朝廷，下负国民，以符先朝庶政公诸舆论之谕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权意识最强的广州法学界，对《巴黎和会》中的种种不公现象，也以演讲方式表达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