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与传教士的传播诉求
尽管十六世纪以来，西方的报纸传媒在信息传播和新闻报道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而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中国的传播技术和管理体制却非常落后，程式化 的官方报道，只能为少数官员所掌握。普通百姓只能通过政府的布告了解一些时政信息。至于经贸信息，基本上依赖人际传播。
在报纸作为大众传媒出现之前，西方商人通过广州行商、通事、买办，积累了对广州贸易体制和交易习惯的基础知识，进而通过私人交往，进入行商家庭，初步了 解广州上层商人的生活状况，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有了一定认识。这些私人交往，通过西方人之间的口头传播和文字传播，为中西方贸易和文化传播打开了一扇窗 口。然而，这是一扇极为狭窄的窗口。西方国家不仅需要了解广州社会，更关注整个中国的贸易机会。那些身处广州的外商和传教士，深刻体会到自己国家的利益诉 求，他们对于西方报纸媒介的作用有深入的了解。他们需要借助报刊这一媒介，向西方国家传播来自广州的信息。同时，一些传教士也希望通过报刊媒介，传播西方 基督教的"福音"。这种对大规模传播的渴求，是来自广州的外商和传教士，而不是精明的中国商人，是值得深思的。
在广州外围的马六甲创办的中文报刊，是一些传教士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初步渗透，他们在宗教布道的过程中，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了一定了解，对报纸传播的社 会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尽管在办报活动中遇到各种困难，但多年的文字报道和办报经验，使他们领会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古老国家，民众对西方国家有 着很多偏见，特别是中国统治者的狂妄自大，对中西文化交流非常不利。传教士在南洋一带的频繁活动，使他们有机会直接与华侨交流，对如何克服中国的偏见，有 了一套成功的说服经验。特别是通过报刊的传播，使传教活动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马礼逊、米怜、麦都思等传教士，深受伦敦布道会等宗教组织的赞赏。而西方 统治者对于传教士的活动也颇为关注，十九世纪初期中西方贸易的巨大逆差，使西方国家非常希望打开中国这个封闭国家的大门，改变贸易中的不均衡状况。这样， 传教士们不但带着宗教传播的任务，还以宗教布道为掩护，利用西方先进的传播工具，为西方国家提供更可靠的中国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近代报刊首先在广州出现
随着与中国人交往的增多，许多西方人感到，除了利用宗教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外，对于这个保守而自大的国家，更应利用西方科技、文化的优势，向中国人展示西 方文明的先进之处。通过文化传播，促使中国人改变对西方人的傲慢和鄙视态度，这样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许多具有献身精神的西方人充当传道者。这些 人必须对中国的情况有相当的了解，一般应该懂得中文，在中国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一些热情的传教士在深入中国民间社会进行详细考察后，对中国的落后和贫穷有 深刻认识，特别是对官员腐败和政府无能的感受颇深。对于这个虚弱的国家，大量地输入鸦片，不仅可以获取暴利，而且能极大地改变中西实力的对比。而要控制鸦 片的销售，通过战争打败这个原本神秘的东方帝国，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越来越强烈的愿望。这对那些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传教士而言，为西方国家效劳的愿望 更为迫切。而借鉴传教士前期办报的经验，发挥报纸的"喉舌"作用，是一些具有媒介从业经验的传教士长期以来的愿望。
从传播生态的角度看，当时中国内地最适合西方人办报的地点就是广州。如前所述，广州十三行是西方社会关注的中心，大量的国际贸易信息为创办报刊提供了丰 富的报道素材。外商不仅为办报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而且是重要的新闻提供者和读者对象。广州行商和地方官员的言行是观察中国贸易和政治现状的新闻题材，"广 州英语"为办报者提供了深入观察地方社会的语言媒介，传教士多年的文字布道经验和积累的印刷技术解决了办报的技术难题。在西方国家觊觎中国经济利益的强大 外力驱动下，近代报刊首先在广州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开始，西方人首先在广州开展办报活动，企图通过报刊媒介，为入侵中国做好舆论 上的准备。从1827年开始，广州先后创办了《广州记录报》、《华人差报与广州钞报》、《广州杂志》、《中国丛报》、《广州报》等5种英文报刊，以及《东 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各国消息》这两种中国内地最早的中文报刊，在鸦片战争前的十多年间，广州成为中国内地的报刊业中心。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报刊偏向于传播广州商贸信息和西方科技文化知识。如《广州记录报》以报道经济、商业行情及中国官方公布的材料为主。该报在创刊时曾声 称：我们的主要努力是发表丰富而准确的物价行情。1833年，该报开始出版商情副刊《广州市价表》，对于广州本地市场价格行情非常关注，从其对商业行情的 报道来看，其目的主要是为西方读者提供广州进出口商品的价格行情，从而加深对广州市场的认识，为外贸活动提供大量一手资讯。该报具有广告传播的性质，是中 国内地英文报刊广告的萌芽。又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宗旨是为在华特别是在广州的外国人的利益服务，这与《察世俗》的办刊方针有明显的区别。郭士立在 出版计划书中曾宣称："这个旨在维护广州与澳门的外国人利益的月刊，就是要促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基本信条，与其高傲和排外的观念相抗衡"。而 宗教方面的任务，则退居其次。在他看来，满足西方利益集团的现实需要，比起长远的宗教布道，显得更为重要。可以说，《东西洋考》在办报理念上实现了由"宗 教"到"世俗"的重心转移。这显然与19世纪初期广州的媒介生态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