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期，广州作为中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由于国际贸易信息的发达、舆论环境的相对宽松、新语言媒介的传播、中西文化交往的增多，这些有利条件为近代报刊的产生提供了较好的媒介生态环境。
晚近广州，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百年风云，如白驹过隙，沉淀在历史记忆里的，既有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也有小桥流水的生活细节。有 时，触动人心的，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大城小事---"城记：近代广州细节"要呈现的，正是一幅晚近广州的"清明上河图"，具体、细碎，小处见大，还原这座 烽火城市的热辣镬气。
光绪二十七年发出的抚顺煤矿总公司股票。 资料图片
十九世纪初期，广州作为中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由于国际贸易信息的发达、舆论环境的相对宽松、新语言媒介的传播、中西文化交往的增多，这些有利条件为近代报刊的产生提供了较好的媒介生态环境。
商人与传教士：行走的媒介
在传统中国社会，商人政治地位极为低下。但是，广州一口通商之后，行商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向朝廷捐献巨款，为皇帝备办贡品而获得官位。如同文行创 始人潘启就曾获得三品顶戴，怡和行行商伍崇曜更是晋升一品光禄大夫。行商还通过向广东地方官员行贿，得到地方政府的庇护。这些行商凭借强大的经济资本和政 治资本，垄断了广州口岸的对外贸易。与之同时，他们与外商的交流也日益深入，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重要中介人物。他们不仅较早对珍稀洋货有全面了解，还通过 私人领域的密切交往，对西方文化有着深刻体会。他们与外商作为"行走"的媒介，为早期中西贸易和文化传播作出了一定贡献。他们的商务活动和日常生活也成为 广州外商与传教士在游记和"新闻信"中所记载的重要内容，从而为西方社会认识中国提供了大量重要的信息。
十三行行商们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能够以平和而宽厚的态度对待外商，一些行商甚至与外商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行商经常在乡间别墅宴请外商，行商的私 家园林成为外国商人常常光顾之处，一些外国商人到达广州后，行商们务必盛情邀请他们到乡间别墅游玩。美国人亨特评价了著名行商潘绍光的乡间别墅的特殊价 值："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外国使节和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与钦差大臣之间的会晤，也常常假座这里进行。"乾嘉年间十三行的总商潘有度多次接待外商，与他 们品茶赏园，纵谈西洋近事，有一首宴客诗为证："客来亲手酌葡萄，响彻琉璃兴倍豪。寒夜偎炉倾冷酒，不知门外雪花高。"在这里，他对西方人喜欢喝葡萄酒， 且喜饮冷酒的生活习惯是较为尊重和熟悉的。他对西方用品也较为喜爱，收藏了当时最佳的世界地图和航海图，以及"千里镜"等珍贵物品，其学识和眼界超过当时 的一般商人。行商们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在广州上层社会传播着经过他们过滤的"西洋观"，并通过都市空间向其他社会阶层播撒。
西方人还不简单满足于与中国社会精英的交流，他们对广州城市生活充满了好奇之心。美国人奥斯曼德·笛费安尼(O sm ond T iffany JR )来到广州后，就对广州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抱有浓厚兴趣，他在游记中写道，"日复一日，我漫步在广州街头，观览各种商铺，花很多时间呆在珠江 水上人家并与疍民相熟。我竭尽所能地与社会各阶层打交道。"正是这些西方人深入广州街头，才为西方社会传播了真实的广州形象。
游走于广东城乡之间的传教士
与商人和游客们的轻松描述不同，十九世纪初期来到广州的传教士们有来华传教的重要任务。但是，十五世纪以来，传教士在中国的宗教传播活动，效果并不明 显，由于制度约束、语言障碍和文化隔膜，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和传教途径非常有限。但在十九世纪初期的广州，传教士的境遇比其他内地城市要好一些。其原因在于 广州已开放多年，一些西方人活跃在广州的上层社会，在处理官员、商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当时广州社会许多商人对这些外国人持友好态 度，一些行商与外商甚至成为朋友。这就为传教士进入广州社会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通过外商的帮助，传教士有更多的机会深入到广州民间社会，近距离地接触 民众，观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对广州社会多方了解的基础上，一些传教士认为，在清政府的严厉控制下，利用传统方式进行传教，不但有极大的危险性，其传播效果也不明显。为了更直接地 与中国文化亲近，一些传教士开始学习中文，并采用中国雕版技术印刷宗教宣传品。这在中西文化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改变了单纯的人际传播模式，极大地拓 展了传播的空间，并为他们创办报刊积累了极为重要的媒介技术条件。
这些传教士游走于广东城乡之间，成为民间社会认识西方文化的符号象征。通过他们带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服饰和举止，传教士实际上充当了可以行走的广告，他们 不仅仅在新的信仰形式上为中国人提供了选择。这些传教士的住所为当地人提供了更多接触新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的机会。
中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利用他们娴熟的专业知识与交往技巧，为十九世纪初期的广州社会打造了一个具备国际化特色的信息港。他们在商业、文化乃至政治上有着极 为迫切的利益诉求，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他们很大程度地开放了私人的生活空间，使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有着融合的趋向。他们关注商贸行情和政治动向，彼此有 着共同的利益链条。每次的见面和交流，都有可能蕴涵着最新的"消息"。因此，这些从事国际商贸与宗教传播活动的商人和传教士，是行走的媒介。他们凭借对商 贸信息和社会事务的敏锐观察力，在十九世纪初中西交往和文化传播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他们在广州所积累的生活经验、沟通技巧、媒介技术和人际网络，为近代报 刊的产生提供了必备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