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社会及人心的紊乱，也未必一定相伴于政治的变乱。早年欧洲资本主义，私欲横流，道德沦丧，弄成贫富悬隔，阶级对立，各国政治本身却未必都发生了变乱。同样，今日中国政治之统一、国力之强盛，为百年来所未有，政治并未紊乱，却禁不住社会及人心乱象滋生蔓延。
故简单地否定辛亥革命，认为用暴力的方式推翻帝制与集权政治，导致了中国后来各种乱象的说法，未必站得住脚。而简单地断言大国国民道德伦理与社会关系的好坏优劣，取决于管控的宽严强弱，认为根除私欲、贪腐和黑恶势力，只能借助暴力与专政的观点，更是不知从何谈起。
当年革命隐与忧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三步来进行。第一步是要推翻满人统治，即实行所谓"民族革命"；第二步是要成就共和宪政，也就是所谓政治革命，孙中山又称其为"民权革命"；第三步是要在政治革命胜利的同时，"毕其功于一役"地实现限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目标，实行所谓社会革命，孙称之为"民生革命"。严格说来，辛亥革命只完成了孙中山计划中的一步多一点。即只是推翻了满人统治，并建立了共和制度，不仅他所主张的民主宪政，以及民生革命的目标未能达成，就连使中国在汉人统治下变成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目标，终其一生也未曾实现。
对于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之乱象，梁启超早就有所预言。他断言：凡是历史上长期专制的国家，"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于彼时也，惟仍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因古来相传之国宪尽毁，革命之后难免使人民四分五裂，党争层出不穷，最终非"有一非常之豪杰，先假军队之力，以揽收一国实权"不能解决问题。问题是，凡用强力取得政权者，必会以强力维护之。结果，"此篡夺者之名，无论为大统领、为帝王，而其实必出于专制。"届时民众若再想获得失去之自由权，"舍再革命外，无他途也。"
历史研究的价值，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显现。证之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专制复专制、革命复革命之经历，我们不难发现梁启超确有超乎同时代人的先见之明。他所以能够做出如此准确的判断，是因为那个时代许多欧洲学者深入考察过法国革命及其随后的历史，梁启超从中获益匪浅。但是，那个时代还没有汉娜·阿伦特以及苏珊·邓恩那样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人们还很少注意到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在追求平等与自由问题上的重大区别。简单地把法国革命的政治革命性质与社会革命性质混为一谈的结果，使梁启超相信依靠下层会党闹革命的孙中山等人，与鼓动法国穷人造反的罗伯斯庇尔等人，没有什么两样。
实际上，孙中山与梁启超一样并不主张鼓动穷人来搞均贫富，他也不赞成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的主张。他的政治革命，其实仍旧是精英革命。他的社会革命，也只是意图限制私人资本，使之不能左右国计民生；同时主张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将土地逐渐收归国有，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使耕者有其田，避免在中国重演贫富悬殊现象而已。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中既不含有剥夺富人财产的想法，也根本反对破坏传统的社会秩序与道德人伦关系。
这也即是说，辛亥革命后中国时局愈益混乱与分化，或可怪到孙中山政治革命的主张与坚持上去；但中国百年来所发生的社会与人心之巨变，却未必能与孙中山的革命扯上多少关系。
南橘北枳不足怪
在网上读到邵建教授去年发表的一篇文字，里面提到："为什么同盟会用革命求共和，企图解决专制问题，结果是另一种专制旋踵而至？"他举出梁启超的说法给出了回答："革命无以产生政治改良，只能产生专制政治。"他进而指出，即使辛亥革命后中央政权不落到袁氏手上，"按照孙中山划定的步骤，军政之后是训政，训政本身就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中国也还是脱不开专制的格局。
历史很难假设。因此，说孙中山主持的南京临时政府如果能够执政，中国还是会搞一党专政，恐怕很难让所有人都认同。不要说当时的孙中山等能否迅速组成一个具有独裁性质的执政党，就是以当时各省派系、军阀日渐形成壮大，而南京既无兵又无饷的情况，我们也很难想象孙能够推行其所谓军政、训政的步骤方案。更何况，孙还有一个宪政步骤在训政之后，并且在他的计划里也不主张训政要训太长时间。照他的方案和实力，他就是搞训政，理论上搞几年也必须要宣布实行宪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