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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前的中国军舰制造:自主化为何举步维艰

时间:2016-04-15 18:23:50        来源:时代周报

仿佛冥冥中有天意,韦尔尼没能成为中国聘用的第一位海军工程师,却一手缔造了日本第一座现代化造船厂。

【甲午与中日韩现代化风云系列】

刘怡

1864年10月,随着天京被攻陷,英法两国"助剿"太平天国的战事已告一段落。活动于上海周边的法国海军中国分舰队开始撤退,临行前欲转售在浙江宁波开办的一座小型船厂。舰队司令饶勒斯(Charles Jaur s)委托前浙海关税务司日意格(Prosper Giquel)与闽浙总督左宗棠接洽,希望这位对"炮船火炮之式"向来有兴趣的官员买下整座工厂,并留用法籍技术人员。但左宗棠认为该厂仅能维修船体、装配机器,无法进行大舰的建造和舾装,价值不大,没有提出报价。宁波船厂最终被遣散,总工程师、毕业于瑟堡海军造船工学院的莱昂瑟 韦尔尼(Lonce Verny)转往东瀛,为德川幕府主持兴建横须贺制铁所。


甲午之前的福州造船厂。

仿佛冥冥中有天意,韦尔尼没能成为中国聘用的第一位海军工程师,却一手缔造了日本第一座现代化造船厂;而他曾经服务过的两个国家,将在30年后兵戎相见。

福州船政局占先机

宁波事件只是一个插曲,但左宗棠的负面特质已显露无遗:他好大喜功,希望一步到位地建成可以自造大型舰艇的现代化工厂;对军事工业了解粗浅,于专业技术人才在其中的重要性尤其估计不足;富于民族主义情绪,认为外国军人和政府提出的建议皆属别有用心,不可轻信。然则左氏的才干与他的缺点同样突出:行动力极强,愿意将"设局监造轮船"的构想迅速付诸实施;善于制造舆论,能从现实需求和民族大义出发说服中枢接受自造洋船的动议;乐于鼓动一批和他一样权势煊赫且关心时务的地方督抚投入自强运动,以形成规模。故宁波事件后不过19个月,朝廷便批准了左宗棠设局自造蒸汽舰船的提请;同年12月23日,船政局在福州马尾正式动工兴建,至1868年夏大体竣工。而韦尔尼为日本主持建设的横须贺厂要到1871年才完工,反而落到了下风。

为左宗棠主持船政局早期建设的正是昔日的法国掮客日意格,他虽然曾为海军上尉,但并不像韦尔尼那样精通工程学;此公唯一的"优势"是他曾在"助剿"太平天国期间与左宗棠并肩作战,因此获得了后者的信任。当然,日意格的业绩称得上可圈可点:他兢兢业业地完成了制定预算、规划项目、雇佣法籍技术人员、采购机器以及原材料、训练培养工匠等分内工作;而竣工之际的船政局在船台数量和造舰能力方面甚至还优于韦尔尼的横须贺厂。若从第一阶段成果看,1869-1874年福州船政局共下水250马力巡洋舰1艘,150马力炮舰和运输船9艘,80马力炮舰和运输船5艘,合计1.7万余吨,圆满完成预定计划。其中1872年下水的"扬武"号排水量达1560吨,是亚洲第一艘近代巡洋舰,而日本,要到1882年才有能力自造吨位稍小的同类型舰船"海门"号。

"造"与"买"的纠结

然而,船政局从一开始就被浓厚的官僚政治气氛所笼罩;它的发展规划和管理思路依据的不是效率原则,而是主事者的个人喜恶和政坛的风向。左宗棠在初创闽厂时,主观地认定所有舰船应为军民两用,"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虽然他本人在1866年秋即调任陕甘总督,但这一方针仍被继任者贯彻下来。结果,除"扬武"等少数几舰为完全军用外,其余各船都兼设有炮位和货舱。它们作为军舰则"船身高耸,船轮迟缓";作为货船则宽度不足、载货量小:欲兼顾兵商,反而造成兵商两绌。舰船性能糟糕,各省皆无意调用,只能搁置在厂内;为维护和修理这些累赘又要花费大量金钱,反而侵占了正常的造船预算。受体制隔阂所限,船厂与各省水师甚少沟通,设计部门对一线的需求全无认识,只能凭主观估计和不定期接触到的欧洲资料决定设计方案。而左宗棠及其继任者沈葆桢显然高估了本国设计和施工人员的专业水准-1874年第一期造船项目结束后,大部分法籍洋员(船政学堂教师除外)即被解聘,改由中国工程师接手,此后新造的多艘舰船从设计水平到工艺进步都很缓慢。而1870-1880年代为船政局赢得声誉的"开济"级巡洋舰和"平远"号岸防装甲舰,或者系购买法国图纸,或者系根据法国原舰"山寨"而成,足以证明操之过急的"自主化"有百害而无一利。

比技术缺陷更严重的问题是经费缺口。对一个白手起家创设现代造船工业的后发国家而言,在初创期,从原材料、成套设备到技术人员都须自国外引入,成本比直接进口整船要高很多;福州船政局1874年之前"自造"的大部分舰船,都是在欧洲购齐了主机、锅炉、肋板和船壳木,运抵中国后由外籍监工指导拼合。只有集中、持续地投入大量资金,渡过这个艰难阶段,才能形成规模效应,逐步控制成本。然而清廷对闽厂实施的是定额拨款制度,规定每年从闽海关洋税中拨出60万两白银;这笔钱不仅要支付从造船、养护、购买军火到添设厂房机器在内的一切费用,还要承担全厂员工的薪饷,根本不敷使用。即使是在沈葆桢主管闽厂、经费拨付相对及时的1866-1874年,全厂总支出仍高达银533万两,超支10%以上。

进入1880年代,随着沈葆桢、吴赞诚等热心洋务的督办大臣陆续离任,船政局不独失去了政治上的保护伞,就连计划内的经费拨付也往往滞后。此际闽厂已开始建造铁协木壳舰船,成本较过去的纯木制舰船又有上涨;而捉襟见肘的预算除去要新建金属加工车间和聘请技工,还须养护无人问津的滞留船只,唯一的对策只有放慢造船速度,以控制短期成本。结果自1877年起,全厂每年只能新造一艘舰船;有时因预算缺口过大,建造一艘技术上并无难度的运输船竟需用时14-16个月。工期拉长的直接结果就是总成本水涨船高,如排水量1268吨、主机750马力的"澄庆"号炮舰花费16个月才建成,总造价居然比2200吨、2400马力的"开济"号巡洋舰还高。

花费比进口整船更高的价格,建造技术上较欧洲落后10-15年的军舰,守旧派和"买船论"的支持者自然有足够理由攻击闽厂"糜费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