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间的彼此打量
五大臣临出发前，清廷在庆王府宴请各国使臣，让五大臣也一起赴宴。戴鸿慈在日记中记载说，这次宴会"酒馔并用中西"，席间还以军乐伴奏，一派风气相当开化的景象。仅仅往前40余年，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中国与西方列强间还在为西方外交使节能不能驻北京打得不可开交，直到中国人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苦果，也认可了老外的使节们驻北京的权利。又过了若干年，到了1870年代，中国人才开始感到，光有人家使节驻自己国家，自己不往外派人，彼知己而己不知彼，这怎么行？这才开始派遣驻外使节。
上面说到斌椿随英国人赫德在1866年赴英国，那时他已经63岁，但是当清廷总理衙门准备派人赴欧游历时，大小官员"总苦眩晕，无敢应者"，只有斌椿"慨然愿往"。当时周围人也有很多人劝阻斌椿，说这趟差从古没有过，谁知道是福是祸？斌椿当时还慷慨赋诗一首，说"天公欲试书生胆，万里长波作坑坎"。
1876年，郭嵩焘出任中国第一任驻英国公使时，北京有人用"集句"形式做了一副嘲骂他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骂他去外国"事鬼"。后来郭嵩焘回国后屡不得志，郁郁而终，在那时，"好官不出国"的观念还根深蒂固。
即使进入到了19世纪，出洋对于中国人仍是件苦差。别的不说，路途遥远，时间漫长。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中的总结，"以八月之内，历十五国之地，行十二万里之程"。从中国到日本，坐船要两天，从日本到美国夏威夷，坐船要10天，从夏威夷再到美国本土，坐船又是8天。虽然王公大臣们都有人侍候，但到了海上，该晕船一样晕船，本来想在船上开会研究考察方法，会都开不成。
还好，到了第5天，虽然风浪还大，但是人渐渐适应了，当天正是西历1906年元旦。各国乘客都到甲板上庆贺，当天晚上，中国人吃到了船上厨师制作的"新年大饼"，"外为白糖，以大麦、菩提脯实之"，估计是一种烘制蛋糕。船长特意请中国人参与船上乘客们的游戏比赛，戴鸿慈们欣然同意，还捐了50美元的小奖金。
到了美国，中国考察团所到之处，美国民众无不倾城相告，空巷来观。中国代表团被人围观，在美国在欧洲都是同样。在瑞典，考察团经过的路上，市民们欢迎，唱歌，送花，挥帽致礼，在德国，当考察团游览德累斯顿的爱博河时，无数游人都停下来挥手致意。实际上，再往前40年，斌椿带的出使团那次去欧洲时，欧洲人围观更是疯狂，一次在德国，中国人为躲避观众，进入一家店铺，围观的人也跟着涌入，中国人再想出店已是寸步难行。后来店铺的人打开后门让中国人走，洋人们又涌到后门围追堵截，于是使团中有人拿出雨伞四面挥打，又逃回店主住的楼上。最后是警察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
在早期，中国国内有派来钦差大臣时，驻外中国使馆的全体人员得到码头或是车站行问安礼，他们要在站台设置香案，跪在那里口唱"奴才某某率全体馆员恭请皇太后及皇上圣安"。试想，在这种人流密集的交通枢纽，这是怎样的东洋景，每每引来众人围观如堵。后来，渐渐新潮的大臣们也不愿这样当着洋人面这样表演了，礼仪改在使馆内举行。
这次，五大臣到了英国，戴鸿慈和端方去见英国外交部负责东方事务的副部长。对方问道，最近颇有消息说中国人的仇外情绪严重？戴、端二人答道：那是报纸上的不实之词。我们两国的大臣们真心实意地倡导友好，这种谣言自然会不攻自破了。
就这样，当东西方终于开始有了交流以后，彼此间从陌生、敌视，到渐渐熟稔、接受，慢慢开始了彼此的接近、理解、调整和靠拢。
甘当小学生
根据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和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张五大臣出洋的路线图。
载泽团的路线是：中国上海-日本-美国(旧金山)-美国(纽约)-英国-法国-回英国-比利时-回法国-经苏伊士运河、吉布提、科伦坡、新加坡、西贡、中国香港-中国上海。
戴鸿慈、端方团的路线是：中国上海-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回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俄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经埃及赛得港、亚丁、锡兰(斯里兰卡)、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上海。
这15个国家中，丹麦、挪威、瑞典、荷兰、瑞士五国都是在考察团出发后，听说了此事，临时邀请考察团来访的。中国考察团所到国家，一律都是最高规格接待。在日本，天皇接见，在美国，见到了总统罗斯福，在英国，去白金汉宫见英国国王，在法国，总统设宴招待……所到15国，全部是国家元首接见。
对于各国的接待，载泽有一个总结："日廷款接尚殷，法商欢迎殊盛，英为少简，比(利时)为最优。"
日本人确实接待得最为认真。除了天皇接见，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还前来拜会了中国考察团，他们之前有过一场长谈。在载泽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场谈话，在这里，中国人像是小学生，伊藤博文如同诲人不倦的老师。
载泽问：我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应该以什么为纲领呢？
伊藤博文答：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载泽问：我国立宪，应该师法哪一国家为最好？
伊藤博文答：各国宪政有两种，有君主立宪国，有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
载泽还问：君主立宪与专制有何区别？
伊藤博文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立宪国的法律必须经过议会议决，呈君主裁定，然后公布。不像专制国的法律，君主一个人说了算。法律公布之后，全国人民都得遵行，没有一个人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他们还谈到人民的言论自由、立宪国君主与政府的权力等。这场谈话，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语作答，由中国考察团中的随员柏锐口译。
在此前34年，也就是1871年，日本右大臣岩仓具视率日本的政府使节团赴欧洲十二国考察政治制度，时任工部大辅的伊藤博文年仅30岁，是副使之一。当年他们的考察极其认真辛苦：每到一地，白天奔波在铁臭煤气之间，天快亮才回，来不及换衣服，下一个宴会的时间已经到了。当时日本人是恭恭敬敬地当小学生，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文明，三十年风水轮转，现在轮到他们当老师了。
同样地，到了英国，英国人也是诲人不倦。在中国考察团到达之前，中国驻英大臣汪大燮向国内报告说，英国人担心这次中国考察团会走马观花，考察是为掩人耳目，并无真意。为消除他们的担心，汪大燮专门聘请英国名家埃喜来(被载泽称为"政法学教员")为考察团讲解英国宪法。他讲三权分立与君主权限、上议院与下议院、政府组织、选举制度、地方自治、税收与财政预算等等，头天讲解，隔天实地参观，从国会到内务部、地方自治部、财政部、教育部、农业部等一个一个地看。载泽在他的日记中以煌煌1万5千余字的篇幅对这些内容做了详细记录，今天读来，可说是中国人对西方政治制度最早也最忠实的介绍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