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鬼夜行
清政府尝试聘用欧美海军顾问，始于1863年的"阿思本舰队事件"。阿思本舰队被退货后，海军发展的主导权由地方转移到中央，聘任洋员的决定权遂操诸左宗棠、李鸿章等督抚之手。由于李鸿章始终抵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提出的统一经费收支、统一舰艇采购的方案，以防集团利益受损(也有防止权柄旁落外国人之手的考虑)，中国从未像日本一样建立起集中和成体系的洋员聘用制度，而是呈现"百鬼夜行"的驳杂面貌。
官僚的个人喜好是清朝大员聘用洋员最大标准，专业技能相比之下只能靠边站，遂使其水平往往良莠不齐。如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时引以为臂膀的法国人日意格、德克倍，前者原为浙海关税务司，后者则为法国海军少尉，对舰船设计、工程规划和项目管理远不及日方科班出身的韦尔尼来得内行。而日意格、德克倍两人获得左宗棠重用的唯一原因，仅仅是他们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曾作为"常胜军"指挥官与楚军并肩作战，因此为左氏所信赖。从以后日意格协办船政的经历看，他虽有一定责任心，但对左宗棠提出的"兵商两用"等不科学主张毫无反驳的迹象(也可能是有意噤声)，只顾按时支薪，与雇佣兵无异。
至于1884年李鸿章聘用的所谓"德国海军总兵"式百龄，更因其水准低劣，来华不足两年就遭解聘。究其原则，无非是李鸿章对海军知识本无了解，又误信另一位人云亦云的官僚、驻德公使李凤苞，随意拍板之故。至1895年北洋舰队战败前夕，军中洋员既有汉纳根(此人还是水师总教习)这样不通海军事务的前陆军军人，又有安纳波利斯海校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毕业生马吉芬，甚至还有以酗酒著称的拖船船长马格禄，与冒险家求取功名的赌场已无多大区别。
另外，洋员能否获得清朝海军的长期聘用与其专业能力同样无关，能否"适应"乌烟瘴气的官场环境才是关键。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就是"琅威理事件"。1882年李鸿章聘用英国海军中校琅威理为北洋水师副提督衔总督查，令其襄助对海军所知甚少的提督丁汝昌负责北洋舰队的日常训练。琅威理严格按照英国海军标准对官兵实施管理，令行禁止、一丝不苟，治军颇有成效。丁汝昌曾赞赏曰："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瑕晷。"
然而琅威理在1886年第二次抵华(其间因中法战争英国宣布中立而回避)后，与逐步升至各大舰管带的闽籍军官的矛盾日益激化，后者对琅氏严苛的治军路线心怀不满，暗中图谋"倒琅"。1890年舰队停泊香港期间，"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借口丁汝昌离港出巡，不承认琅威理的副提督衔，改挂自己的总兵旗，遂使矛盾公开化。李鸿章明知其中有猫腻，但对尾大不掉的闽人集团仍无意约束，竟挺刘抑琅，致使琅威理愤而辞职。此后英国政府公开表态不愿再助中国建设海军，北洋舰队则在闽人管带盘踞之下，军纪废弛、暮气沉沉，为甲午悲剧埋下了伏笔。
清政府及其官员在聘用洋员时毫无重点，对"师夷长技"然后取而代之不甚关心，几乎视洋员为雇佣兵。日本在集中外聘顾问、有计划地培养造船和指挥人才之后三十年，已经能以本土人才对其加以替换；学员在向洋员习得专业技能的同时，亦借助种种机会锻炼独当一面的能力，最终顺利接班。而中国聘用的洋员零散分布于造船、驾驶教习、学校教育、武器维护各部门，彼此缺乏协调，亦无明确的规划。学员既无耐性、复无目标，完全依赖洋员掌控相关技术部门。这导致甲午战争爆发时，北洋各舰犹有数量众多的外籍帮带、管轮与枪炮教习存在，足见海军成军虽已有年，仍须依赖洋员"保姆"方能作战，实则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