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革命都源于崇高
时值两路修筑本身巨额亏损，竣工又遥遥无期，清政府虽然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业股票，但由于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各省间商股亏损程度并不相同，这就造成了清政府在赎回时给予的条件也不相同-湖南湖北高，广东次之。其间，股民、商民虽有抗议，但因政府维稳迅速，抗议之风很快得到平息。残喘过后，再次苟延，至于挺到何时，无人考虑。
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终的麻烦出在了四川。在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亏空的原因系川路公司经理参与投机墨西哥橡胶股票造成。更麻烦的是，清政府并不认可这笔亏空。
真正到了应该共同承担的时刻，却连一个负责担事的人都找不到。
其实回过头来，用现在的眼光看，法制社会应一切严格按司法程序办事，股金亏盈都属常态，赚了是你的，亏空也该股民自己承担，这是走到哪儿都属天经地义的事。但那时候是人治社会，没有规矩可讲，麻烦彻底降临：既然公司都可以一会商办一会国有，那好，股民也大可不必讲规矩，股民们不能输，必须盈！
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在此前提分析之下，"保路运动"的目标和意义，就和历史课本里讲述的多有不同。实际上，并非每场革命的意义都是崇高。"保路运动"之所以在四川(成都)爆发，起源于当事人要为自身的利益(股金)而抗争。川人多为移民，主权意识相对淡化，但维权意识强烈，这正是移民群落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点。而川汉铁路股份的持有者中，很大部分来自下层民众，每一文钱都是救命根子。最后搞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群情自然激昂，茶园成了星星之火，眼看就要燎原。
此时，一个聪明人看到了要出"大事"的端倪，此人是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王人文久居成都，深谙成都人做事之"德行"，他速奏清朝廷，希望暂缓接收川汉铁路的速度。历史写到这里，不难看出，王人文的这份奏折，虽然不能阻止朝廷最后的倒掉，却能延缓埋葬王朝的葬礼的发生。如果当时清政府能够按照他的奏折处理事件，或许历史将重新改写。
然而，历史拒绝重来-体制的僵化造就了太多弊端，护理总督等来的不是表彰，是朝廷的厉声申斥。
1911年6月17日，成都人不再满足在茶园里商谈国事，他们走出茶园，两千余人正式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提出"破约保路"的口号，并开始分路讲演宣传"保路"，同时推举代表赴京请愿。在"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带动下，全川各地"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
清政府再次反应迟钝。1911年8月5日，"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召开后，原先的"文明争路"思路被激奋的暴民们忽略了。抗争正式升级，由平和转为激烈，罢市、罢课，风起云涌。到了9月，已发展为全省性的抗粮抗捐运动。
犹如多米诺骨牌，清政府的昏招一个接着一个，既不派人出来对话也不曾有人出来表示。相反，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竟于9月7日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的领导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这一举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成都数万群众奔赴总督衙门(今成都蜀都大道"熊猫大厦"附近)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结果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赵尔丰利令智昏，竟然下令开枪镇压，民众死难三十余人。
形势顷刻间一发不可收拾。
"成都血案"后，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组成同志军，围攻省城。各州县同志军纷纷起兵，彝、藏、羌等少数民族也聚众起义。9月25日，同盟会员 吴玉章、王天杰在荣县宣布独立。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
端方之死
端方，字午桥，号斋，满洲正白旗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于满洲贵族家庭。他在政坛崭露头角，始于戊戌年的百日维新，当时其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为新政内容之一而设立)督办。维新失败，农工商总局被撤销，端方本人也几遭不测。
端方似乎比谁都看得清楚，他认为晚清的中国必须变革，但不能激进，要渐进。端方不仅和很多文人墨客都是朋友，自己在篆刻领域亦享有极高声誉。 1911年，正当四川"保路运动"声势浩大如火如荼之际，端方被朝廷委任为铁路督办，等到四川总督赵尔丰大开杀戒、和"保路运动"的组织交战正酣之时，端 方却又接到命令，带领湖北新军的两个团入川，协助赵尔丰剿匪，平定叛乱。
作为聪明之人，端方清楚得很，他知道，四川的战事并不明朗，"保路同志军"声势虽然浩大，但多由非军人的乌合之众组成，缺乏号令，没有训练，如战事旷日持久，或许将作鸟兽散。
于是，端方的方针是等待，在等待中静观局势变化，等到清军和 "保路运动"的同志军两败俱伤后，自己再来收拾残局。但端方没想到，四川的仗还没打完，武昌倒先变了天。端方准备带到四川的两个团的官兵眷属大多都在湖 北，手下已经没有人愿意跟着他去四川打仗了。1911年11月27日，辛亥革命后的一个半月，端方下属的两团人马发生哗变。士兵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生擒端方，并把他的头割下，放在浸满煤油的盒子里送到武昌，作为"效忠礼"送给黎元洪和他的新政府。
端方死得太冤了。端方之死和 "保路运动"没有任何直接关联，而那些"保路运动"的急先锋们，居然还把端方被斩说成是"保路运动"的最大成果。这一说法延续至今，仍旧存在于中学的历史课本里。事实告诉我们，在没有规则的社会中，激进的变革最终极有可能导致暴民运动。如何变革而不激进、纳新而又循序，恐怕是当下全体中国人都应该思考的事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