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开始在四川、在成都进行时，还是很平和的，但随着"袍哥"的加入，性质开始有了变化。 四川的"袍哥"是有传统的。帮会势力的介入使"保路运动"蒙上了另一种调子，那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暴民参与其中。
在中国近代史上，"保路运动"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也是最值得史学家和各类人文学者探研的一段历史。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专家和学者多把研究的热忱及重点放在因"保路运动"爆发才取得成功的"辛亥革命"上，对"保路运动"本身却一直采取相对淡漠的态度。当年"保路运动"的发生背景究竟为何？现实意义又是怎样？彻底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是正确理解"辛亥革命"的一块敲门砖。
民国巴蜀开篇-四川保路运动。
成都的茶园
成都人一向以懒散为名，体现"懒散"的方式之一是喝茶-喝茶间或"搓麻"-几乎所有的成都人都对这种看似单调的生活乐此不疲。
喝茶和搓麻这两大成都人的爱好，多半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气候直接相关。成都的夏天少有烈日当空，春秋也没有北方漫卷黄沙的狂风，冬季亦温暖和煦。 成都虽不靠临海边，空气倒无比湿润，四季堪称风调雨顺。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造就了成都人的悠闲气质，即便"文革"中，"扫除一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口号叫得震天响，成都人也没有停止喝茶、打麻将。原先喝茶的私有茶园没有了，那就去街办或国营茶社，照旧二分钱一大碗。
无论私营还是公办，成都的茶园注定是一个大众聚会之地。蜀道自古就难，皇家的政令传进成都要历经月久，在没有电子传播的时代，茶园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传播场所。"保路运动"尚未爆发之前，清朝政府以强行摊派或是承诺许愿的方式，向国内多个省份募集大额股金。众多省份之中，最后真正因不满股金被低价回收的是四川人，是成都人。
单单一场股金纠纷，最后却演化成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一向懒散的成都人，这一次成了"保路运动"的急先锋。谁也不会想到，在推翻一个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权的时刻，是一个个成都茶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00年，高调的"义和团"最后以一曲愚昧至极的"爱国主义"悲歌自我完结。割地赔款的清政府此时就是再昏庸，也开始痛定思痛，变革被再次提上日程。中国的历史习惯轮回，此次变革，又和先前所有变革者的思路同出一辙。王公贵族们并非意在改革体制，而是又采取了技术革新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修建铁路。
当时中国拥有为数寥寥的几条既有铁路，多数控制在列强对手之下。修筑铁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清政府根本无法一次性提供修筑资金。但铁路是一定要修的，因为这事关"变革"、事关民众对大清的信心。此种情况下，两种修建模式出现：民间商办或借款兴办。
1903年，迟迟不能上马的"重点工程"已不能再无限期拖延。四川总督锡良向朝廷上书，提出由四川民间集资建设川汉铁路的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朝廷重臣张之洞的强烈支持，朝内有人好办事，随后不久，光绪皇帝下诏正式成立商部，并喻示"铁路商办成为国策"。
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5年，川汉铁路正式开始募股集资。1907年，川汉铁路总公司又改为商办。1909年，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用通俗的说法，就是政府摊派集资。
至此，就股权而言，所有四川人，凡是有川汉铁路股金者，这时已无分贫富贵贱。股权如绳索，把大家一起绑在了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之上-虽然川汉铁路最后并未修成。
大家同在一列车上，川汉铁路的利益将左右每个人的命运。
与此同时，通过一场场异常艰难的谈判，张之洞终于从美国人手中赎回了粤汉铁路，赎金价虽高，但粤汉可是货真价实，所以这也算是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粤汉铁路修筑权收回后，清政府将其交由湘、鄂、粤三省分段建设，似乎一切都向着正常而又美好的方向发展。
(当年为纪念在保路运动中英勇牺牲的烈士而修建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至今还矗立在成都市人民公园里。)
铁路私有与国有之争
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极具"性格特征"的人物，他在官、商之间自如转换，唯利是图。此人不是标准的政客，亦非成功的商人，但却既谙熟官场政治，又明白通商互利，且具洋务经验。正是这样一个手段巧妙、处事圆滑的人，被安排当上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督办。
此时盛宣怀身为官商，大力反对民间商办铁路，极力主张铁路国有，并推行借外债筑铁路的手段。或许是太熟悉商人同行们的心态，他认为中国商人既无大(实)力又无远识，靠不住。盛宣怀说这些话时忘记自己身在中国，当时的中国人多为小农身世、安于现状；他更应该明白不善于通商的中国人，普遍对外债深恶痛绝。
中国的众多商人，早已觉得盛宣怀的主张不可取-利益之争在此时得到证明-铁路利润极高，肥水不流外人田。
盛宣怀的外债主张被彻底否决，川汉铁路最后成了"商办"，股金也在国内发行，股金发行中基本又以强行摊派为主。因民众普遍不信任朝廷的许诺自古有先，平时惯于放出爱国豪言壮志的商人更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没见到利润，自然不肯提前把钱放出去-真正的股金，于是多数被摊派到平民百姓身上。
只把希望寄托在修筑铁路而不是体制革新的变革之路迟早会出麻烦。1907年，根据各省陆续汇集到朝廷的调查报告显示，自铁路商办运行以来，各地官绅谁也无法统筹全局，内讧、内斗成了家常便饭；另一方面，体制不畅又使人才缺乏。最重要的是，由于没有监督，很多集资被挪用拿去炒股，浪费、贪污更比比皆 是。
一边是股金被肆意滥用，一边是需要修筑铁路的湖南、湖北集款无着。
眼见亏空的坑越来越大，1911年5月，在盛宣怀幕后的极力奔走游说下，昏招迭出的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民众尚未反应过来，清政府又迅速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并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清政府还规定两路的修建将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 银团将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