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到任后，对李鸿章给予了最大的支持，他甚至主动请求中央，优先发展李鸿章辖下的北洋海军，而暂将自己辖下的南洋海军放到第二位。这固然有利于国家，但也等于是自己放弃了掌握更大权力的机会。这种姿态，在地方本位主义极为严重的大清官场，是极为难得的。与沈葆桢在海军上的巨大支持相比，他与李鸿章因吴淞铁路善后处置的分歧，就显得微不足道。
江南地区官员中，得李鸿章助力最大的，应属丁日昌。丁日昌出任江西万安知县时，深得赣南道李瀚章的赏识，因此结识了曾国藩和李鸿章。后因吉安失守，丁本应斩首，但因在三日内收复失地，而从宽革职，投奔曾国藩幕府，为湘军在广东采办军械等，贡献颇大。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后，多次要求中央，才将丁日昌从广东调到上海，成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也奠定了丁日昌作为"海派官员"的基调。
丁是聪明人自然"识做"，出任江苏巡抚后，更是全心全意为李鸿章办事。
在江南官场上，李鸿章依靠各种牵丝攀藤的关系，发挥着非正式、但相当巨大的影响。而在江南的国有企业领域，李鸿章的影响力就直接而正式了。
举凡大清国的重点国有企业，大多受制于李鸿章，而除了煤炭行业之外，几乎所有主要企业的重心，都在上海。可以说，大清国的国企是一个以天津为脑袋、以上海为身躯，臂膀伸向四面八方的巨型章鱼。
作为这条"章鱼"的脑袋，李鸿章参与兴办了其中的绝大多数洋务企业，也因此奠定了他的领导地位。无论他的行政职务、管辖区域如何变化，他都是这些大型国企矢志不渝的董事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大清国的国资委主任。
南北斗法
从天津遥控上海的企业，李鸿章依靠的是一大批才能卓越、德行却颇有争议的干部，如盛宣怀、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等。
李鸿章的麾下，实际上有三个团队。第一个是军人团队，手里握着枪杆子；第二个是官员团队，手里握着印把子；第三个是商人团队，手里握着银子。而后两个团队，经常有交叉，横跨官商两界通吃的人，不在少数。有趣的是，这些"官商两栖动物"，绝大多数都曾经在李鸿章的幕府中服务过。大清国最显赫的干部预备队，就是李鸿章的"秘书帮"。这种格局，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就具备了强大的自我繁殖能力及排他性，"非李派"人马实际上很难涉足大清国的这些垄断行业。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这正是李鸿章实力的真正源泉，其威力丝毫不弱于作为国防军主力的淮军和北洋水师。
当然，这也是李鸿章的竞争对手们所急于挑战的。当刘坤一正式出任两江总督后，他发起了针对轮船招商局的争夺。这是李鸿章继太平天国战争后，又一次艰难的"战上海"。
一切都起因于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十四日沈葆桢的去世。沈去世的次日，中央就宣布了由刘坤一接任两江总督。
刘坤一从来就不是李系人马，沈葆桢之前，刘就代理过两江总督。在光绪元年的江督夺位战中，李鸿章协助沈最后胜出，刘黯然离开，出任两广总督。3年后，双方展开第二轮较量，李鸿章最得力的淮军将领、时任云南巡抚潘鼎新，与刘坤一的族叔、云贵总督刘长佑发生冲突，最终潘鼎新下台，回京另有任命。
刘坤一接任了两江总督后，立即发难。经过几番回合，李鸿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巩固了自己对于上海地盘的控制。
对于李鸿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评价说："中国人的名字，除了孔子，知名度没有超出国界的。但李鸿章就像孔子，恰如最具基督精神的国王路易十五就像基督一样……总督的职务按说是要轮流担任的，但李鸿章却是个例外。他作为直隶总督二十多年，其官职像桥墩一样坚固，任凭潮涨潮落而岿然不动。终身任职的希望鼓励他思想丰富的大脑设计出一个又一个改良计划，而一个陌生的流浪者没有勇气这么做。"
正因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的组织设计，加上李鸿章与上海的极深渊源与权力深耕，再加上李鸿章本人勇于任事、不避嫌疑的果敢个性--这在不作为、"琉璃蛋"盛行的大清官场，绝对是另类--北京、天津与上海，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并迸发出了大清改革进程中为数不多的一些亮点。
这场计划外的京津沪一体化进程，对于帝国有着重大的意义：自太平天国之后，无论是财权、还是军权，帝国的中央权威被处于不断瓦解、消融的过程中，而李鸿章计划外的京津沪一体化，实际上为帝国中央在大型企业(招商局、开平煤矿等)、主力国防军(北洋海军与陆军)等关系政权命脉的要害处，维持了相当的影响力，为帝国中央与地方大吏的博弈中增添了底气与中气。
当然，这一京津沪一体化进程，所依赖的并非制度化的力量，而是李鸿章本人强烈的资源整合能力。当李鸿章凋零之后，直隶与北洋、以及其背后的中央，对京津沪一体化的掌控力迅速式微，对帝国改革开放的掌控力也迅速式微，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