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知这官场虽已烂彻骨髓，但变法亦需依靠此辈渣滓，此所谓势禁形格。凡在中国欲变法者，皆需面对此等尴尬境地。倘以为可另起炉灶，另建团队，则势必引起冲突，非革命而不可；且不说革命之中，依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此辈仍可混迹其间，投机逢迎；即令革命皆得纯粹之人参与，即或得逞，取而代之者不久亦必腐烂如前。其中缘故，日本之宗方小太郎于甲午年即已看得透彻，实在是吾国千年来人心之败坏、制度之阙如，无论何人，一旦掌权，几乎不可能不谋私，无论何派，一旦执政，几乎不可能不腐烂(参阅雪珥著作《绝版甲午》)。正因如此，鸿章一向以为，变法自强，惟有依靠既有之官场，徐图改进。饱狼饿狼之间，两害相权，于国于民，还是饱狼略好一些。此正是变法之艰难所在，亦是对变法者之眼界、韬略、手腕、毅力之绝大考验。
操切之纸上变法，终于激起大变。京中人言汹汹，亲贵中甚或已经酝酿夺位。此时太后再不出面，一旦皇上大权被夺，后果不堪设想。世人皆以为太后之举动，乃是为了从皇上手中夺权自为，岂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皇上倘或失位，太后即不再成其为太后，其权、其位又从何而来呢？变法以图强，于太后丝毫无损，又何必反对呢？
老成谋国
政变之后，亲贵中倡言禅让者不在少数，太后亦是孤掌难鸣。荣仲华密告鸿章："非常之变，恐在目前。"鸿章之任命，即在此危急存亡之际。太后及皇上此举，已不仅是为了保全鸿章，不仅为了除却"南顾之忧"，实在亦是为了抗衡朝中之新贵。但得鸿章在两广立足，以两广之实力，加上鸿章在地方上之故旧亲朋，及列强之奥援，朝中虎视眈眈者，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果不其然，皇上之位虽然有惊无险，但角力之下，亦不得不为皇上立储。端王载漪之子溥儁得为储君，称"大阿哥"。自此，端王威福日众，军政大权在握，满大臣中竟有先递如意者，希冀他日恩宠。慈禧皇太后亦无可奈何，处处受其掣肘。端王当政，为逼皇上早日下台，一意鼓噪民意，终激起义和拳大动荡，乃至有围攻使馆之盲目举动，太后亦为之裹挟。
当京师鼎沸之时，鸿章远居南海，联手两江之刘坤一、湖广之张之洞等，合力抗拒朝中乱命，为国家留一线生机，不致大局糜烂。端王之流，亦因此而投鼠忌器，不敢对太后及皇上逼迫过甚。及至八国联师入寇，京师沦陷，两宫西狩，始得荣禄之军护卫(京城内董福祥之甘军，名归荣禄节制，实乃听命于端王一人)，脱离端王之掌控。西狩途中，两宫发布变法文告，誓言革故鼎新，史称"辛丑变法"。后世所称之"新政"，实发端于此。
自戊戌至庚子之动乱，实乃中枢大权旁落之三年，太后及皇上同为傀儡。后人往往不察其中隐情，以为太后乱政。端王之祸害，在于为大阿哥修桥铺路、修枝翦叶。权争激荡之下，官心、士气、民意俱成道具，局势岂有不动荡之理？太后困居深宫，难有作为。
如今鸿章入京和谈，太后频发懿旨，务须联军承诺，不可将端王列为"战犯"。事关皇家尊严、朝廷体面，鸿章虽不齿端王，亦只能勉力而为。于太后而言，今日为端王开脱，如同当年命鸿章出掌两广，依然是老成谋国之见--
倘或痛打落水狗，则曾经依附端王之诸多官员必将惶惶不可终日，于大局无益；网开一面，则有助于凝聚官心士气，亦可对庆王等"变革派"予以牵制，以免反攻倒算。
女主当国，亦需帝王心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