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戊戌至庚子之动乱，实乃中枢大权旁落之三年，太后及皇上同为傀儡。后人往往不察其中隐情，以为太后乱政。端王之祸害，在于为大阿哥修桥铺路、修枝翦叶。权争激荡之下，官心、士气、民意俱成道具，局势岂有不动荡之理？
千古是非输蝶梦，
到头难与运相争。
此乃恭亲王之诗句。恭亲王一代天骄，当年倘或荣登大宝，必为盖世英主，则国运抑或转向、国史抑或重写。可惜命运乖蹇，三起三落，而终不得志。正是王勃所谓："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
慈禧太后
恭亲王之失意，时人及后人多以为与慈禧皇太后有关。所谓"主少国疑"，太后为皇帝计、亦为江山社稷计，为防权臣尾大不掉，既需千里马长驱驰骋，又需紧紧拽住马之缰绳，自属理所当然。其间之分寸拿捏，至为考究。
何况朝中人事复杂，山头林立，身处太后之位，至高无上，一言九鼎，无可回旋，为大局计，许多时候便不能如恭王、鸿章等办事人一般，就事论事，可以大刀阔斧，甚或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排头砍去，而不得不"和稀泥"、搞平衡，以图和谐，乃至牵制。
倘以航船作比方，恭王等便如大副、二副，令航船得以运行，越快越好，其余就顾不得了；而太后便如船长，定航向之外，还要令船上众人各安其位，保持整船和谐。此乃大局与小局之区别，亦为帝王与宰辅之区别，地位不同，角色各异，即令女主当国，亦必如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实，君王肚里更需吐纳汪洋、包容风涛。
未雨绸缪
恭王之下野，源起中法战事。
于恭王而言，当国二十年，劳心劳力。但凡变革之举，无不遭遇朝中诸多掣肘，十分艰难，早已心力交瘁。他虽豁达，毕竟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能不有忧谗畏讥之心。及至中法狼烟燃起，朝中"清流"一力主战。此辈从不当家，不知米珠薪桂、当家之难，但知高谈阔论，哗众取宠。而此番主战，背后竟是醇王撑腰。醇王乃恭王之弟、皇上之父，恭王倘或坚执己见，必将兄弟阋墙，撼动朝局，恭王个人亦绝无胜算，不如趁机急流勇退。
于醇王而言，自皇上登基后，为避嫌而退居藩邸，但静极思动，且亦不满于恭王之和戎外交，遂有取而代之之心。皇上此时已过十四之龄，亲政日近，正当为其修枝翦叶，这亦是为人父者之常情。恭王当政日久，桃李成蹊，盘根错节，即令恭王绝无不臣之心，为防微杜渐，亦需早谋先机。
于太后而言，自然亦需首重为皇上亲政修枝翦叶。何况恭王素性刚烈，即令太后亦敢顶撞，以皇上之年少无阅历，亲政之后面对如此权臣，担忧日久生变亦是常情。而醇王生性温和，其福晋亦为太后之亲妹，虽是皇上生父，却更易相处。
时人多不以"甲申易枢"为然，甚或以为此乃"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殊不料醇王当政后，一改常态，外则践行洋务变革，内则维持与太后之一团和气，既无损大局，亦不招猜忌，鸿章亦感与醇王更易共事相处，此不能不说是太后知人之明。
脂粉台上秤江山，石榴裙下踏中庸，太后之谋深虑远，实在令一众须眉自惭形秽、甘心雌伏。
戊戌变乱，朝中人心惶惶。彼时，鸿章自甲午战败以来，已落马多年，或在总理衙门挂名，或在河工上帮闲，百无聊赖。忽接圣谕，着鸿章调补两广总督，满朝惊诧。戊戌政变，人人以为乃太后发动，凡朝中倡言洋务变革者，必当如康梁般被扫荡一空。倘以办洋务为标准，鸿章是一不折不扣之"康党"，即令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亦绝无可能在此当口重任封疆。两广虽比不得直隶之冲要、两江之膏腴，但地处华洋交界，亦是财赋重地，且不如直隶、两江之繁难，可算是位高权重而轻松，历来只有宫眷深厚者方能出任。
鸿章此任，论时论史者亦有以为是太后及所谓"顽固派"之"调虎离山"，将洋务干将如鸿章者驱离京城，下放蛮荒，以便腾出手来收拾京中洋务派。
京中大佬，唯有荣仲华(荣禄)一人识破其中奥妙--以荣仲华当时宫眷之深、权势之重，此举亦或由其主导，亦未可知。
鸿章辞别荣公之日，荣公道："南海虽边远，实一大都会，得君往，朝廷无南顾之忧。君行将高举远引，跳出是非圈外，福诚无量。"
除却"南顾之忧"，此即太后调鸿章总督两广之真意所在。
戊戌之变，实源于皇上变法之操切，百日内连下百诏，且本末倒置，从裁撤冗官、变革机构入手，砸了不少京官饭碗，亦将鸿章及朝中一干主变法、重洋务之高官，排斥在外。欲凭一纸诏书，传檄天下，即能图强，创世间变法大跃进之奇迹。此乃极大之政治幼稚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