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错
吊诡的是，当这些人顾虑着立宪会被革命党利用时，革命党其实也在声嘶力竭地反对立宪。
10月10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文海上书，干脆痛斥立宪有"六大错"：
一、细绎立宪各节，并无裕国便民之机，似有削夺君主之权，此大错一也；
二、欲去军机大臣，而设大总理以为立宪之地，是欲学从前之日本权在大将军也，败坏国家，莫此为甚。此大错二也；
三、以数千年圣君贤相订定之良法，积久尚多弊端，而该大臣等，并无悉心考究，分别损益，派令少年多人，名曰起草，名曰评议，据为要典，恐误大局不可收拾。此大错三也；
四、欲尽旧法，仅图一维新之名，而以中国之法度，欲比照各国之法度，岂不知风土人情各异，不可辐日而语也。此大错四也；
五、变法而欲速成，不论情事利弊，竟呈一己之见，臣民恐惧，内外不安。此大错五也；
六、自庚子后，我国君臣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如筹饷、练兵诸政，已有起色，由此循序，救济补偏，自能振兴。乃因此次会议官制，致已整顿者，作而复辍，未整顿者，弃而不顾，所谓庸人自扰，志士灰心也。此六大错也。
这样猛烈的攻击，从口气上来说，是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但是，撇除这些言论的情绪浮沫，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却有相当部分值得立宪者们深思：如第一、二点，涉及了君权的边界界定问题，第三点涉及政改推行者的经验与阅历，第四点涉及具体国情考量，第五点涉及改革速度，第六点对官制改革的批评甚至极为到位：官制改革的多次反复，的确对体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他认为，现在应该做的，绝非靠几次高层会议就确定立宪，而应该"将五大臣所考政治仍交政治馆逐条按照本国政治细加查核，分别某法可以参用，某法可以不用，条分缕析，勒成一编，再呈军机大臣、各部院大臣等，统筹全局，酌量可否，"这样才能比较稳妥。
他最后提道："现在时势艰难，列强环伺，民气既嚣，士习尤坏，苟复以立宪改官诸说生其奸心，则主权日削，国是益淆，而外人之从旁觊觎，将防之不胜防矣。"
刘汝骥、文海等对于立宪的顾虑，还是摆事实、讲道理，但另一批反对立宪者，纯粹是为反对而反对。
如内阁中书黄运藩认为，立宪违背中国纲常名教："夫宪非法之谓而已乎，宪又有大且要于中国之所谓三纲五常者乎？尧、舜、禹、汤、文、武数圣人，所以治中国之天下，而可仪型夫亿万世者，肯恃此焉耳。今男无君父，女无夫，当更取何者为宪，而必中国之创立之耶？岂不知破坏中国之宪以致坏乱者，实由事必学人而致然乎？今乃谓可藉立宪以定中国之乱，是欲以召乱贼者定乱贼耳，可乎否也？"
福建道监察御史赵炳麟则担心，立宪将被革命党利用为推翻政府的工具："海外会党利用之，必有以更宪法伸民权为名，阴行其革命之术者。"他认为，"立宪本欲尊君，而其弊乃至陵君；立宪本欲保民，而其弊乃至虐民。"
对此，内阁中书王宝田也有同感，认为当下的中国，当务之急不是立宪，而是重塑政府之威："毁服童发以自即于夷者有矣，结党背公以谋大逆者有矣，甚至重臣出使，炸弹窃发，摇毒肆蠚，以逞狂悖者又有矣。此其意之动于恶，非痛之以威不能弭也。"
甚至连底层的举人也上书，担心"民之恶其上久矣……又以卢骚之民约、斯宾塞尔之合群以讽示而激聒之，则民气日嚣，党会滋盛，而他日隐患更不知所终也。"
吊诡的是，当这些人顾虑着立宪会被革命党利用时，革命党其实也在声嘶力竭地反对立宪--万一立宪成功，革命就将失去操盘空间和市场。
值得注意的，后世主流史家往往将所有这些反对意见，一概归入反立宪阵营，而其实，这些反对者未必同志。如刘汝骥、文海等，与其说是反对立宪，不如说是担心立宪的各种细节，一旦操作不当，如此重大的政改，不仅不得其利，反而先受其害。与其将他们归入"保守派"，不如说是"现实派"更准确。
但是，在惯于政治挂帅、理念先行、阵营站队的中国近现代，一切对于改革的"技术细节"予以关注的"现实派"，都是少数，他们的声音，淹没在左右两边的原教旨主义者(或者伪原教旨主义者)的呐喊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