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主流史家往往将所有这些反对意见，一概归入反立宪阵营，而其实，这些反对者未必同志。与其说是反对立宪，不如说是担心立宪的各种细节，一旦操作不当，如此重大的政改，不仅不得其利，反而先受其害。
时人对预备立宪充满期待
1906年的大清国，最高层对于是否立宪政改并无实质的分歧，而只是对速进还是缓进有不同意见。当时媒体报道，中央最高领导核心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均被考察大臣们说动，"谕以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
但是，在体制内依然有一股不小的力量，展现着对于旧制度的忠诚。"顽固诸臣""百端阻挠，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或以立宪有妨君主大权为说，或以立宪利汉不利满为言，肆其簧鼓，淆乱群听"。一时之间，载泽、戴鸿慈、端方主人"地处孤立，几有不能自克之势"。
反对立宪的人，真的是与改革为难吗？
双刃剑
对于当时流行的将日俄战争结果归于立宪战胜专制，刘汝骥嗤之以鼻。
当考察宪政五大臣还在海外之时，江西道监察御史刘汝骥提交的《奏请张君权折》(1906年1月14日)，指责朝野盲目跟风，"知立宪之利，而不知立宪之害"。
他承认："自其表观之，专制之不若立宪"，立宪的确适用于欧洲，"欧洲百年前，其君暴戾恣睢，残民以逞，其病盖中于专制，以立宪医之当也"。但是，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专制，而恰恰在于中央权威沦丧："我则官骄吏窳，兵疲民困，百孔千疮，其病总由于君权之不振，何有于专，更何有于制。"
应该说，他的这一"非典型"看法，并非无的放矢。自太平天国军兴，中央权威日渐羸弱，实质上不仅失去了作恶的能力，也失去了制止作恶的能力。重塑中央权威、压制地方势力，也一直贯穿于大清国的改革、尤其是新政之中。
这位纪检干部指出，如果对中国施以立宪这帖"药"，"是犹之医者不寻其脉理，不察其症结，见萎弱之病夫，遽施以为乌堇猛烈之剂也。"立宪之说，即便在欧洲各国施行，"犹利害相兼者也"，如果在中国推行，"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原因在于，"政治之不同也，宗教俗尚之各异也，民智未开，议员未设，人民程度优劣之悬殊也。"
他认为，"天下是非之所在，往往毫厘之差，谬以千里"，专制虽然是恶名，但是"德之卑士麦卒持其尊君权之义，以摈奥于日耳曼之外，而联邦之伟业成"；立宪虽然是美名，但是美国的林肯，"卒以总统之尊，授首于平民，为天下笑"。好的学说，未必有好的结果，"孟德斯鸠倡无门阀无特权之说，此立宪之萌芽也，而革命党、公产党、无政府党之效果，遂滋蔓而不可图。黄宗羲倡天下为主君为客之说，此立宪之嫡乳也，不轨之士心醉神眩，又从而叫嚣之，遂酿成戊戌党人之祸。"他认为，这原因"追维祸始"，"实士大夫之议论嚣张"--将立宪也当作了公知们空谈误国。
对于当时流行的将日俄战争结果归于立宪战胜专制，刘汝骥嗤之以鼻。他认为，日本的强盛，恰恰是因为尊重王权："明治之中兴也，盖自德氏奉还政权始也，政权既复，则王室尊，王室尊，则治内治外之法权自厘然有条而不紊。读日本国史，明治元年诏曰：大小政令白天子出。若夫议院之设，国会之开，乃迟迟至10年、20年以后，则虽谓明治为专制之君可也，而世不察，妒之为天骄，誉之为立宪也，不亦颠乎。"
他认为，"君权"与"民权"并不是对立的，"君者，积民之权以为权者也"，君权如果不振，所谓民权也仅仅是乌托邦而已。一个国家如果"法度修明，百废具举，必其君之骏发严肃，神圣而不可侵犯者也"，而如同"埃及之衰，波兰之亡，西班牙之弱"，虽然有所谓立宪，但是"君权既一蹶不振，而所谓民权者亦为虫沙，为幺匿，为乌托之邦也。"
因此，他提醒："政无新旧，惟顺乎民情，学无中西，惟求诸实事。"中国的那些"烟雾之士"，一味自贬，"秕国粹而醉欧风""嚣嚣然号于众曰吾西学、吾新政"，其实正被西方人"睨笑其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