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痕初现
《时务报》言论给沉闷的政治中注入一股清新，梁启超因此"暴得大名"，《时务报》因此而畅销，甚至连最初不太支持《时务报》的张之洞，在读过几期后，也致信邀请梁启超到湖北一游，表示有要事相商，并随信捐助银元五百元，还下令湖北全省"官销"，以为《时务报》"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
在张之洞"公费订阅"《时务报》通知下发不久，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五册发表《变法通议》连载系列《论学校》，严词批评张之洞在代理两江总督时创建"自强军"，用高薪聘用洋人为教官，有媚洋嫌疑。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还称满洲人为"彼族"。这种批评，自然引起张之洞不快。张之洞示意湖北不再"公费订阅"，筹备一个新的刊物，紧盯《时务报》极端言论，给予批驳。
正在武汉的吴樵及时向梁启超转述了张之洞的意见，然而此时正春风得意的梁启超根本不在意。他在随后发表的《论科举》中肆意攻击前朝重臣倭仁，以为倭仁对西学的看法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在《论学会》中对清代名臣纪晓岚猛烈抨击，以为以纪晓岚为轴心的乾家汉学不是中国文化的繁荣，而是中国文明的毁灭。毫无疑问，梁启超这些激进言辞触犯了清廷忌讳，方面大员张之洞无论如何开明和惜才，都难以容忍这些离经叛道的思想主张，授意梁鼎芬著文反驳。
汪康年虽然在《时务报》创办之初与梁启超有某些意见分歧，但当他看到梁启超因言论而名誉雀起，羡慕忌妒恨油然而起，奋笔著文宣传维新鼓吹变法，甚至与梁启超比激进比极端，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中大事张扬当时还比较忌讳的民权思想。
好名之心人皆有之。汪康年当然有权重建政论家形象，不料这些激进看法发表后，立即引来一系列批评，与张之洞关系密切的叶瀚、梁鼎芬、邹代钧等纷纷函劝少发表这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伟论"，"万万不可动笔"，做好自己的报馆经理就行了。
各方朋友劝说引起了汪康年的重视，汪康年开始注意对一些偏激言论所有矫正，同时注意加强对报馆人事、经济等权力的掌控。
1896年，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等创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报纸很快风靡一时，但创办者之间的关系却逐渐产生裂痕。图为梁启超。
《广时务报》风波
当汪康年进行调整时，梁启超回广东省亲，当然继续为《时务报》提供文字。1896年11月17日，梁启超致信汪康年，称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准备与何穗田等人在澳门创办一份新报刊，他们想模仿《时务报》的做法及格式，并且准备取名为《广时务报》。这个消息当然说明《时务报》的影响在扩大，汪康年对此并不会有什么意见。使汪康年感到不太高兴的是，康广仁等不仅准备借用《时务报》的大名广而大之，而且要求汪康年同意让梁启超兼领《广时务报》的主笔。
汪康年的不高兴并没有很快表现出来，《时务报》第15册仍然刊登了《广时务报》的一个创刊公启，并注明该刊将由梁启超"遥领"。
《广时务报》的创办对于《时务报》来说是一次重要考验，其核心阵营由此发生了一次裂变。吴德潚、吴樵父子及邹代钧、谭嗣同等群起反对，以为梁启超即便"兼领"主笔，也必须以《时务报》为主，坐镇上海。而且，《时务报》与《广时务报》不能发生实质性的关联，最好不要使用"广时务报"这样容易引起歧义的名字，好像姊妹刊物，"与其两败，毋宁慎之于始。"(吴樵致汪康年函第29)否则，不是一荣俱荣，而是一损俱损，损失惨重，"恐一被弹而两俱废也。"(谭嗣同致汪康年函第3)他们力劝汪康年坚定信念，独立办报；力劝梁启超不要"兼领"，还是尽早回到上海，将心思用在《时务报》上，他们怀疑《广时务报》的计划"大有阴谋"(邹代钧致汪康年函第44)，并非共赢。
这些批评都是对《时务报》的爱护，所以《广时务报》后来更名为《知新报》，梁启超也没有"兼领"主笔，而是列为一般撰稿人。但是，梁启超由此却对汪康年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梁启超年谱长编》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