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争议的《蒲安臣条约》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自上海虹口港起航，开始出访欧美各国。
面对国势颓弱的老大帝国，各国不可能轻易就范，按清廷的意愿来修约。作为一个资深外交官，他深知此行的难度之大。因此，他把使团的第一站选在了最有把握的地方--美国。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之后，蒲安臣使团抵达旧金山。
久历美国政坛的蒲安臣深深懂得，公众舆论对国会决策的影响。从旧金山前往华盛顿的途中，他充分施展自己的口才，热情地向美国听众陈述他的使命："我希望中国的自治能够得到保持，我期望它的独立能够得到保证，我期望它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从而使它能够得到与所有国家同等的权利。"
充满热情的演讲，在所到之处引起轰动，深深打动了听众。在华盛顿，蒲安臣取得了此行最大的成就--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八条，史称《蒲安臣条约》。而这也是让他在中国成为一个争议人物的关键。
单从字面上来看，这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所签订的比较平等的条约。在形式上，中国首次以主权国家身份订约；在内容方面，其对等性反映在缔约双方均有设领护侨、移民、办学、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和义务。这一方面满足当时美国的需要。同时，清政府则通过这个条约，从形式上获得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保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美国"需照相待最惠国人民"对待，为首批中国幼童赴美留学打下了法律基础。其他一些条款对赴美华工、侨民也起了某种保护作用。
在论及这个被后世某些史家指责为卖国的条约时，梁启超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这些矛盾的观点直接关系到中国人对蒲安臣的评价：他要么是中国人民的友善朋友，要么是帝国主义的阴险帮凶。
殉职异域的"客卿"
在结束访问美国之后，蒲安臣使团继续前行，遍访英国、法国、瑞典、丹麦、德国、俄国，会见了各国元首。
1870年2月18日，在参观完沙俄皇宫回寓所后，蒲安臣就觉得不舒服，又咳又喘，而且感到两肋疼痛。志刚让随团的中医给蒲安臣诊治，结论是"肝郁兼受外邪，治宜清解和肝"。蒲安臣夫人请来西医治病，但不见好转。志刚的日记记载了蒲安臣当时的状况：
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盖蒲使长于海面商政，而至俄国，则与中国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
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病故，志刚对此深为悼惜。他认为蒲安臣"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之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
蒲安臣病故后，使团由志刚主持，继续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于1870年10月回到北京。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终于开始陆续派出驻外使节，蒲安臣使团的出行无疑对此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此外，随行的中国官员大开眼界，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并锻炼了外交才干。如使臣志刚不仅盛赞在法国看到的铁路、火车，"公私皆便，而利益无穷"，甚至在参观美国国会后还肯定议会制度可使"民情达而公道存"，而且深感国际交往之必要。这些可以从他们所写的几部游记，如志刚的《初使泰西纪》、孙家谷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等书中看出来。
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重新走向世界时，这3本尘封百年的游记被再次印行，再度成为启蒙读物。蒲安臣为清廷"打工"居然会有益于百余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恰恰说明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是何其艰难！
